王夫之《宋论》中曾这样说：宋太祖赵匡胤临终前，“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后周柴氏手中夺得政权，做了皇帝。循中国历史故例，本当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可赵匡胤终其一生，对柴氏一门优礼有加。临终尚不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醒后世嗣君不可亏待柴氏后人。后来《水浒传》中的小旋风柴进根本不把国家法度放在眼里，靠的也是太祖所遗丹书铁券。
不仅如此，赵匡胤对平民“卑贱”的生命亦常怀恻隐与悲悯，从不妄开杀端。遣大将曹彬征南唐，临行不忘以“城破日，不可妄杀一人”戒之，曹彬不解，曰：“兵久无功，不杀不可以立威。”赵匡胤回答说：“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也。”
赵匡胤“政治遗嘱”的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堪称是“一塌糊涂的泥潭里的光彩”。赵匡胤本人虽是“赳赳武夫”出身，却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遂使有宋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尊重读书人的朝代。相应地，宋代文化艺术各领域群星璀璨、空前繁荣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陈寅恪就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的财政不算好，甚至不能算次好，后世对此批评较多。但财政收入的多寡并不总是可以拿来作为国家力量的衡量标准，靠高税赋维持的财政反有“重敛毒民”之弊。赵匡胤本人厉行节俭，有一次他半夜起来，突然非常想吃羊肝，但想到“我若说了，每日必有一只羊被杀”，结果硬是忍住没吃。与赵匡胤的节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宋代是历史上少有的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的朝代，财政、军事力量虽弱小，但民间的经济活动空前繁荣，民间积累的财富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所谓“盛世”。这自然跟赵匡胤定下的“不加农田之赋”，即不与民争利、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相关。
赵匡胤的三条遗训“不谓之盛德也不能”，王夫之《宋论》于盛赞赵匡胤的仁慈之余对之亦有精彩分析。自古帝王临天下，总该有所凭藉。其上以德，比如商汤、周文王；其次以功，比如汉高祖、唐高祖。而赵匡胤的德行比不上商、周，也不像汉高祖、唐高祖有平定天下之功，其治天下之密钥乃一“惧”字。常怀“敬畏之心”，则“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这便是赵匡胤能一统天下，成就大宋盛治的原因。（来源|文史博览 作者|丁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