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杨绛·《干校六记》
一九六六年，傅雷夫妇因“文革”而自尽身亡，而他们的挚友杨绛夫妇，也因为文革，遭受了生命中最惨痛的风波。这种惨痛，不止是身体上的，亦是灵魂深处的。
他们先后被监管，工资待遇没有，每个月只有一点生活费，伙食也受到限制，只被准许吃土豆、咸菜等食物，甚至连穿衣也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不久，文研所的工作也取消了，杨绛从一个研究员变成了扫厕所的清洁女工，而钱钟书则分到了扫院子的活。
这并不仅仅是迫害的主要内容。他们时常被批斗，开批斗大会成了家常便饭。钱钟书的头发被剃得乱七八糟，纵横两道，非常难看。幸好杨绛灵机一动，干脆把剩下的头发都剃光，也免得下次再被折腾头发。她自己却被剃成了“阴阳头”，也就是被剃掉了一半头发。钱钟书可以剃光头，杨绛总不行吧。
她很发愁，却也没有唉声叹气，只是想办法。最后她想起女儿曾经留过长发，辫子剪下来还好好地放在最下面的柜子里。杨绛赶快把头发找出来，连夜做了一个简陋的发套。虽然极其粗糙，总算是能够出去见人了。钱钟书很是心疼，杨绛反倒安慰他说，她从小就特别羡慕弟弟能剃光头，现在也是“梦想成真”了。
淡然豁达的杨绛毅然戴上假发套出门去。她现在的工作是打扫女厕，要是不去上班，还不晓得会有怎样的“待遇”，所以，不论怎么艰难，她还是硬着头皮走出家门。这个假发套，摆着看看还可以，一戴上去，丑且不说了，而且不透气。因为头发放了太久，所以颜色已经发黄，很明显就能看出。
坐公交车时，售票员一眼就看出来，很恶劣地指着她说：“你这黑帮，还想坐车？”她分辩说自己并不是黑帮。然而，解释又能够如何呢？分明是真的，但是这些最真切不过的话，却在众人的指指点点和冰冷的目光里，渐渐苍白。
她默然地下了车。不懂事的小孩子追过来，嘲笑，扯着她的假发。卖菜的小贩也不肯把菜卖给她。迫于无奈，她只好让钱钟书去买菜，自己一周只买一次菜。可就算是这样，她依旧觉得惶然--这个世界，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好像谁都不认识谁。或许过去几十年的人生，都只是一场似真非假的梦，烟云飘散，恍然里支离破碎。
她只认得钟书。
在这个世界颠覆所有过往，黑白混淆的时候，唯有枕边人，是她从始至终熟悉的面孔。他安慰并且保护她，同甘共苦，荣辱相依。其实她不是不知道，至亲至疏夫妻，多少曾甜蜜温存的夫妻，在这场灾难来临时，选择放弃，划清界限或者检举对方。他们固然有他们的无奈和悲伤，然而，这种令人已见怪不怪的新闻，依旧让杨绛觉得心寒。
心寒之余，是庆幸。如同劫后余生。庆幸自己没有遇上那样的不堪，也庆幸他们之间横已有足够的信任与依赖。
或许，正是这样的心情，支撑着日渐年迈的杨绛和钱钟书，在那场动乱中生存下来。还有机会，可以牵着彼此的手，静谧地看着日光一点点沉没在幽幽的山坳。他们都成了清洁工。当教授，当研究员，当清洁工，变的是工作，不变的是工作态度。他们做了清洁工具，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后来，有人说，杨绛打扫的女厕，水箱上的拉链都没有灰，地上一层不染，跟从前比起来，不知干净了多少。
辛勤的工作态度似乎没有改善他们的命运。一九六九年，他们下放到干校。干校是政府集中知识分子学习再改造的地方。钱钟书是先遣队，提早离开了北京。他走的那天，全家人都去火车站送他，女儿，女婿，还有杨绛。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绝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杨绛·《干校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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