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秋收起义前后的纪律建设
回顾秋收起义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胜利，关键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的坚强保障，毛泽东就总结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前期策划：组织观念和保密纪律的生死考验。毛泽东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慎重地将起义策源地选在了江西萍乡安源。这里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我党曾经在此领导组织过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形成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路矿工人俱乐部，从组织纪律和保密等方面为秋收起义提供强力保障。毛泽东第一时间赶赴安源，紧锣密鼓进行了一系列安排部署，于1927年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召开起义前军事会议，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和下辖三个团，设定了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对整个秋收起义作了较为周密细致的作战计划。
正是有了如此严密的组织和保密工作，才能有毛泽东《西江月·秋收起义》词中所言，“霹雳一声暴动”，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秋收起义，突然瞬间爆发，让敌人措手不及。
起义中坚：一支训练有素的工人队伍的浴血奋战。张家湾军事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在安源直接指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的组建。这个团主要由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以及邻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成，共计2100多人，占整个秋收起义部队的40%，其中安源工人1300多人，占第二团总人数的60%，其中很多是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中坚力量和中共党员。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第一团从修水出发，占领平江县龙门厂，攻打长寿街受挫，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占领了白沙镇和东门市后，被敌重兵包围，被迫向上坪撤退；而以安源工人为主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从安源出发，在多天时间中浴血奋战，连攻萍乡、醴陵和株洲三县城，还占领了老关镇，先后打了6仗，战斗最激烈，战绩最大，是唯一建立过县级革命政权的部队。尤其在攻克醴陵时，俘敌100余人，缴枪80余支，救出被捕党、团员和工农群众共300余人。攻城后随即恢复了工会、农会等革命民众团体，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以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还制定土地革命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等行动大纲，派10支宣传队，赴农村进行宣传革命道理和政策。
三湾改编：党内政治体制的深度变革。秋收起义受挫后，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保存实力向农村发展。9月29日，部队来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到达三湾时，原有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仅剩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士气十分低落，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纪律很是松弛。通过对革命失败的深入分析，毛泽东找准了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于是作出了“三湾改编”的重大决定。
“三湾改编”后，各连队开始发展工农骨干入党，毛泽东在第一批新党员宣誓会上，要求加强组织观念和组织纪律，组织生活无故不得请假，党员要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党内的事情不要乱讲，尤其是党内的秘密，对自己的亲人都不能讲，党的决议一经做出就要严格遵守。
可见，“三湾改编”不仅是一次部队编制的变革，更是强化党的领导，重建部队军事、政治、组织纪律，强化党内民主和党内政治生活的深度变革。
引兵井冈：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开创之旅。在起义部队从文家市转战井冈山茨坪前，10月3日清晨，改编后的部队在三湾村枫树坪集中，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并宣布了向井冈山进军的行军纪律：讲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10月24日，毛泽东在江西遂川荆竹山向部队作动员时，站在雷打石上说，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必须要和山上农民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他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和1928年1月在遂川宣布的“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六项注意，一起奠定了我军统一纪律的基础。为使制度落实，在加大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在部队中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后，“纪律检查组”的成员就分头到群众中去了解官兵遵守纪律的情况，并及时处理违反纪律的人和事。
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时，工农红军的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更加严明，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爱戴。在一次战斗回山途中，有红军战士因为极度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毛泽东知道后，立即集合队伍，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当时民众中还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正是有了严明的纪律作保障，工农红军才得以胜利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翻开崭新一页，并取得最终胜利，还为我们留下了井冈山精神这样宝贵的财富。
(摘自2017年6月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