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泉寺位于安徽省无为县境内，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嘉庆《无为州志》记载，其“在开城乡，双泉山麓，控天井、临壁之奇。”该寺群山环抱，苍松翠竹，溪水萦回，景色秀丽。自古以来，佛教信徒和文人雅士多会于此，或参禅礼佛，或吟诗作对，是安徽省内佛教历史的发源地和佛教文化的集中地，在佛教史上拥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双泉寺名称之由来和其所依托的天井山有密切的关系。据《明一统志》卷十四：“天井山，在无为州西九十里。山顶有二泉，左曰黄龙，右曰白龙，故又名双泉山，山下有楚云洞。”双泉山又名天井山，现已成为天井山国家森林公园。山上仍留存有天井一口，又名“一壶泉”，终年不枯不涸，成为双泉的不竭水源。山下寺旁，双泉深碧，流经形似巨龙的石制廻龙桥，潺潺乱注弯似月牙的放生池，绮丽秀美。彩绘典雅的休憩亭，翼然临于桥边，可惜古亭圯废已久，难觅遗迹。
唯有东侧一棵1700多年的古青檀树，守护在寺大雄宝殿旁，冠幅亩余，苍翠翁郁，现已列为省重点保护珍物。寺东山石嶙峋，岩下有天成奇妙的观音洞。南坡建有历代留下的高僧塔群，分列长眠在幽静的山林深处。唐宋时期的墓塔刻字经风雨剥蚀，字迹模糊，已难以辨认。惟明宣德年方洲和尚与嘉靖间碧天和尚墓碑字迹清晰可识。寺原存的舍利塔碑、金棺被收藏于无为县文物管理所内。
另据史料，双泉在历史上有掌四时雨水的“神通”，每逢当地久旱无雨时，四处乡民，纷纷来双泉祈祷风调雨顺，且颇灵验。嘉庆《无为州志》卷二就记载：“四时不竭。岁旱投符，取水物以祷雨，屡验。”宋代文同有诗《无为山寺》曰：一絙危磴绕峥嵘，上彻幽深入化城。烟外川原谁绣画，云中楼阁自阴晴。老僧高论都无著，古佛真身宛若生。闻道军持新咒水，愿倾涓滴洒尘缨。也表现了宋代时，天井山双泉周边乡民祈请降雨的风俗。
随着森林公园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加之国家依法保护正常宗教活动，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双泉寺已吸引了众多的远方游客来寺揽胜抒怀。每逢佛事活动，远近僧俗人等，纷至沓来，拜佛求愿。钟声迢递，香气氤氲。
【历史那些事】
双泉寺，始建于六朝，起兴于唐代，隆盛于明清，衰微于近代。
寺碑载，双泉寺创自六朝，为濡西之胜景。吴赤乌年间(238-251)，双泉寺已建有寺。双泉寺院的建立，和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兴盛、普及有很大关系。东汉末年，中国北方战乱不断，洛阳、长安一带的居民和僧侣避难于江淮，客观上促进了当地佛教的繁荣。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一所载，中国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出家僧人严佛调就是临淮郡人。而唐代的临淮郡，即是现今的皖北和苏北地区。随着佛教在江淮地区的发展，三国吴时大兴佛寺，吴主孙权信奉佛教，于赤乌十年，曾在建邺(即南京市)为高僧康僧会建立了江南第一座寺庙——建初寺，随后包括双泉寺在内的一些寺院应运而生，体现出“北造像，南造寺”的六朝佛教史特点。
六朝古刹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七载：“无为军，本庐州巢县之无为镇，即魏武帝征孙权筑城于此。魏吴相攻，因号为城。”后因吴魏战争，地遂荒废。六朝已降，天井山周边始终为兵家必争之地，常年战争不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双泉寺也就在这样的兵燹之中，屡遭洗劫，而逐渐衰微。
公元581年，隋文帝统一中国，为佛教的兴盛再次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迎来了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隋文帝(高祖)本人笃信佛教，隋炀帝时，更是度僧建塔。据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大业)“九年，诏改天下寺曰道场”，双泉寺院也同名为佛教道场。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笃信佛教，先后颁布《于行阵所立七寺诏》、《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书》和《度僧于天下诏》等诏书，以期恢复战争对佛教所造成的毁坏。在第三篇诏书中，唐太宗提到：“比因丧乱，僧徒减少，华台宝塔，窥户无人，绀发青莲，栉风沐雨，眷言凋毁，良用怃然。”(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上)因此建寺度僧，寺碑载太宗皇帝在双泉山寺旧址赐金建福源寺，“贞观二年始建福源寺”，如今双泉寺的顶梁上仍有“李世民御建尉迟恭德监造”11个涂金大字。寺外建廻龙桥一座，作为寺内外之分界。并规定：即便是皇帝，过廻龙桥时，也需下马步行入寺，以表示对佛菩萨和寺庙的尊敬。福源寺名的历史很短，从(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五十八可以得知，“双泉寺……唐永徽四年，伏虎禅师建。”26年后，福源寺更名双泉寺，此后一直未改，沿用至今。
伏虎禅师，是唐永徽间开建双泉寺的一代高僧，可以说是双泉寺的始祖。禅师出家后，曾遍访各地名寺名贤，研学禅要。关于伏虎禅师名称的由来，据《庐阳名胜便览》录：“唐建冶父寺，有僧或半月休粮，或经旬入定，夜行村落，虎患屏息，赐号伏虎禅师”。另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五十八记载：“冶父寺在县东北二十里，唐伏虎禅师建”，禅师为天井山及其周边地区佛教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诏令拆毁天下寺宇，双泉寺同遭波及，一度衰微。
宋初，佛教重隆，宋太祖下令“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真宗天禧年间，寺庙和僧尼的数量都达到宋代的高峰，寺院四万余所，僧尼四十六万余人。仁宗皇帝更是有一定的佛学造诣，宋代马永卿《嫩真子》卷二称其“道德如古帝王，然禅学亦自高远。”双泉寺也在此时期重新获得了发展，寺庙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不仅保留过去的寺庙建筑风格，还新建了佛塔。据塔碑载：“嘉祐三年南越僧崇泽募缘，张寔打造舍利塔”，“文革”时期，舍利塔被破坏，竟意外发现塔下设有地宫，其中藏有建塔时就安放的金棺银椁，打开金棺银椁，赫然存有晶莹明亮、五光十色的舍利子，数量达几十颗之多。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同缘芳号别录》一卷。
明代，四海统一，佛教应运而兴。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于僧侣，对佛教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当时的学者宋濂在所作《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中就提到：“皇帝即位，洪武之元年，端居穆清。悯念四海兵争，将卒民庶多殁于非命，精爽无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于是延请高僧做大法会。但同时，也对佛教采取了限制措施，洪武二十四年，明朝发布了《申明佛教榜册》，二十七年，又发布了新的《榜册》，下令不合格的僧侣还俗，对僧人的行为多有约束。一边维护利用，一边加强控制、整顿成为了有明一代佛教政策的主旋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双泉寺仍得到了几次难得的募修机缘。根据寺碑的纪录，明洪武二十三年，僧无极募修。天顺二年修建殿宇。弘治六年僧宁昌重建。万历卅一年甲午，住持僧义讣，可佩募修。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佛教政策，双泉寺在清代中前期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据嘉庆《无为州志》卷四记载：“国朝顺治十八年，僧现祐等募修。乾隆五十九年，里人安勳烈捐修。”另据寺碑记载，双泉寺在清中前期还经过几次修葺，分别为：康熙元年，僧普琇、旋募化修葺。雍正十二年募修。乾隆十六年，僧慈成重修。嘉庆年间再修。
此时期的双泉寺分头天门山、十王殿、三圣殿、韦驮殿、大雄宝殿、香岩禅院、精舍云堂、经堂、住持等，布局宏伟，庄严古朴。
清末国运不济，佛教遂衰颓，双泉寺在其中也不能幸免，《重修双泉寺碑》载：“咸丰间复遭洪杨兵燹。白马朱甍、碧瓦拆毁一空。寺内藏经和文献荡然无存。”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双泉寺住持仁明禅师誓发重兴宝殿，募化十方善士，依旧址，复建殿宇寮房，重塑佛像金身，这就成为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双泉寺的基本结构和面貌。
民国间(1944)，天井山及其周边成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战场，新四军第七师在这里谱写了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辉煌篇章。可惜的是，双泉寺也毁于战火。抗战结束后，僧长净、霞峰等又重新募修寺宇。新中国成立后，双泉寺成为国营周家大山林场的一部分。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以来，僧霞峰修复大雄宝殿，装塑佛像，复原传统的“倒座干何事，回头醒执迷”的倒座观音龛位，并搜集久已散失的乾隆时石雕释迦牟尼像、碑刻和文献。
世代推移，沧桑巨变，双泉寺的历史内涵是丰富和永恒的。古寺的建筑和佛像，寺外的碑刻、墓塔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双泉寺的前身福缘寺碑文，是研究双泉寺兴衰更替的重要史料。分散在古寺外的石雕莲花型佛座、南越僧崇泽募缘而建的舍利塔石雕塔顶和清乾隆时石雕释迦牟尼、韦陀等宝贵文物，可反映出双泉寺建寺规模和造像世俗化趋向。我们还可以从传说中整理出寺僧修禅与发展禅宗教义的史实，为中华文化和佛教理论增添新的活力。从双泉寺近1800年的兴废演变中，我们可以一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各个时代政府的宗教政策。
如今，双泉寺已纳入《安徽省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1-2020)》中，要“打造天井山旅游区。以天井山森林公园为核心，恢复双泉寺等历史建筑。”双泉古寺将继续发挥安徽佛教祖庭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做好古寺文物的保护工作，成为书写古寺历史的新起点。
（作者：倪梁鸣 来源：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