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风映射着文章、作者及时代的影子。新时代也要有新文风，新文风关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关乎民族的文化自信。笔者认为，新时代要有“至诚”“至明”“至透”“至美”新文风。
“至诚”
人品即文品，作文即做人。文风“至诚”即文章要实事求是，讲真话、写实事、传真情，不装腔作势、故弄玄虚。
古人提出“修辞立其诚”，道出了新文风的首要要求。东汉王充也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这说明，作者内在的“诚”是好文风的根本，是文实相符的基础。
西汉司马迁直笔陈言，班固评价他的《史记》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就是称赞“至诚”好文风。这种好文风不仅仅达成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追求，更影响了包括韩愈等大家在内的一代又一代学人。
只有文风“至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好文章才能源源不断地得到供应，才有利于讲清新时代的精彩故事，彰显民族文化自信。
“至明”
文风“至明”即文章要通俗易懂、简要明白。语言是思想沟通的桥梁，没有“通畅”的桥梁，思想的车流就要“堵塞”；文风是心灵的窗户，没有“明亮”的窗户，心灵的铁屋也要“晦暗”。
实际上，深刻的文章不一定晦涩，通俗的文章也不一定浅薄。真正优秀的文章应该是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清楚明白的文字表达的结合体，这样才能让读者“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并且“传得远”。
白居易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本人还一度把要让老人、儿童“看得懂”作为文章写作的标准，力求写实、通俗。反观当下，有人爱用项目体、学位体；有人爱堆砌学问，故意把文章写得晦涩难懂；有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这些文章的背后往往反倒是一些“假、大、空”“僵、硬、旧”的东西。这样的写作目的已不再是“为时”“为事”，而是“阻碍”阅读、抬高自己。
“至透”
文风“至透”即说理透彻，深入浅出。这好比“精神食粮”的供给，没弄懂、说不清、讲不透的文风就像断断续续的夹生食物供应，危害巨大。
古人以不同方式为“至透”好文风树立了典范。先秦散文大多分析透彻、议论纵横。如荀子长于比喻、逻辑严谨，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这种“至透”的文风对后世影响深远——“韩文出于《孟子》”“东坡文亦《孟子》”“王介甫文取法孟、韩”等。后人从它们之中都能窥见“至透”好文风。
说理透彻、力透纸背是好文风的力度。上承孔孟老庄的文化“精髓”，下启明心开慧的传承“薪火”，新时代也要有“至透”好文风，以便产出一系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至美”
文风“至美”即文章要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写文章就像雕琢技艺，要如切如磋，不断打磨，才能完成好的作品。新时代也要有“至美”新文风。当然这里的“美”不单指狭隘意义上的外在美，也指文章经过不断修改打磨，最终形成的思想、内容和形式兼有的统一美。
古人有许多“炼”字佳话，如贾岛“僧敲月下门”的“敲”、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体现的都是对“至美”文风的追求。它们的背后既有“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自我激励，也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真实写照。
写文章是一件精细活。一气呵成、文不加点的故事毕竟是少数，“至美”好文章更多是经过时间的淘洗、心灵的沉潜和思维的碰撞等打磨而生。张衡精思10年才写出旷世之作《二京赋》，曹雪芹用近10年时间才写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歌德用了近60年才写出享誉世界的《浮士德》。“至美”新文风要求作者写作、修改时追求尽善尽美，要努力在繁杂的信息中辨别真伪、虚实，在复杂的线索中明确主题、要义，在浩瀚的语言中追求恰当、准确。
总之，文风既反映历史与现实，又根植于历史与现实。新时代的新文风要继往开来，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精准把握时代脉搏、社会变革和人民需要，力争做到“至诚”“至明”“至透”“至美”。新文风助力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冀盼新文风成就新时代的新气象，谱写新时代的新篇章。
（作者：方寅，系常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克林，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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