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予文天祥的辉煌时刻，终于来临了！
《宋史• 文天祥传》记载：“天祥与其客杜浒十二人，夜亡入真州。”
老天开眼，文天祥和随从杜浒等人趁蒙古人不备，成功逃跑了！
然后，就是起兵再战。
“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卫。时赏、孟溁（赵孟頫的叔叔辈，在本文的第八节还会提到他）亦提兵归，独浚兵不至。未几，浚降，来说天祥。天祥缚浚，缢杀之。
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赣州，而自将兵攻天祥于兴国。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邹洬于永丰。洬兵先溃，恒穷追天祥方石岭。巩信拒战，箭被体，死之。至空坑，军士皆溃，天祥妻妾子女皆见执。时赏坐肩舆，后兵问谓谁，时赏曰“我姓文”，众以为天祥，禽之而归，天祥以此得逸去。”
这是文天祥逃跑后的又一次历险，妻、子皆被元军所抓，所幸，有属下为了保护他，冒用他的名字，他自己得以逃脱。
“天祥收残兵奔循州，驻南岭。黎贵达潜谋降，执而杀之。至元十五年三月，进屯丽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卫王继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许。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国公。军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数百人。天祥惟一子，与其母皆死。十一月，进屯潮阳县。潮州盗陈懿、刘兴数叛附，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执兴诛之。十二月，趋南岭，邹洬、刘子俊又自江西起兵来，再攻懿党，懿乃潜道元帅张弘范兵济潮阳。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范兵突至，众不及战，皆顿首伏草莽。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天祥吞脑子，不死。”
这段话解释起来很简单，天祥兵败，一路往南，兵驻岭南，也就是今天的广东一带，杀了想投降的黎贵达。仗打得很艰苦，益王年纪小，又怕又累，死了。重新立了卫王当小皇帝，号令群雄。天祥给皇帝上表，想到皇帝身边去，但被拒绝了。八月份的时候，给了天祥封赏，头衔变成了少保、信国公，这回，已经位极人臣，成了真正的朝中大员了。不幸的是，他的军队突然遭遇瘟疫，兵士死去数百人，儿子和母亲也死于瘟疫。十一月的时候，到了潮阳县，那儿有盗贼出身的陈懿、刘兴，有时归顺文天祥，有时又叛逃而去。天祥率兵把陈懿打跑了，又杀了陈兴，他们的敌人不光是蒙古人，还有这些不听话的家伙。陈懿逃跑后，就把元兵的元帅张弘范带过来报仇，一天，天祥正在五坡岭吃饭，张弘范的兵突然杀到，天祥的士兵猝不及防，纷纷逃走。天祥也没办法，只好逃跑，可是被蒙古军的千户王惟义给抓住了，天祥吃下随身带的冰片，却没有死。
这回，天祥终于在第一时间想死了，但这一陈述非常值得怀疑。
流亡岭南再战之时的文天祥，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儒者，而是一个有很大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统兵之帅，倘若自尽，必先选择以武人的方式---伏剑，而不是其他，比如文官的方式---服毒。
“脑子”即冰片，向来就不是自杀的药物，传统中国的自杀药物一般为砒霜，如果文天祥算计到他会兵败被执，一定会随身带上猛烈的毒药，而不是冰片。
因此，我们只能得出两个结论：
他没想过自己会兵败被抓；
他没有想过要自杀。
文天祥作为带兵者，应该知道以一国之大的南宋，尚不能与元朝军队抗衡，落得个举国投降的下场。他们拥戴的小皇帝，是流亡甚至逃亡中的南宋余脉，已经没有财力支持军队作战，无论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兵员的补充，军粮的供应，武器的修缮，更别说士气的激励，都不足以支持与元朝大军的对决，哪怕是抱着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也应该有兵败被执或者被杀的心理准备。
但他却完全没有，这是不可理解的。
毕竟，前不久，他的军队才刚刚被击溃一次，他也险些被元军抓住，为何会固执地相信自己不会再败、不会再抓呢？
“吞脑子”，不死，大约是《宋史》的写作者们感其忠义，有意如此描述，属于文学思维中的联想部分，但也留下了这样的线索，告知有意按图索骥的后人---其实天祥无意自戕。
对于冰片这种“毒药”，《本草经疏》是这么说的："凡中风非外来之风邪，乃因气血虚而病者忌之；小儿吐泻后成惊者为慢脾风，切不可服，急惊属实热可用，慢惊属虚寒不可用；眼目昏暗属肝肾虚者不宜入点药。"
而中医对此的宜忌解释则是：气血虚者忌服，孕妇慎服。
有研究者认为，是他服药用的水不洁，所以，导致他不久即腹泻，药效没有发挥。意为文天祥确有死志，奈何天公不做美。
哪怕这种推测是可信的，至少可以说明，文天祥对死亡的到来，并没有做好准备，因此，他为自己准备的药物是冰片，而不是更烈的、不需要其他辅助物就可以速夺其命的毒药。
对这一段历史，不同的观察者给予了不同的态度和描述。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大中国史》中，用了颇耐人寻味的几句话记录这段插曲：“临安即陷，故相陈宜中，立恭宗的兄弟益王于福州。”
一句“故相”，说明吕先生并不认为景炎年间仍然是南宋的延续，一切随临安的投降而过去了。
莫里斯·罗沙比在《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中，则采取了与汉文资料大不相同的角度，来描述文天祥们的此番抗争：
“陈宜中总理一切，张世杰、文天祥、陆秀夫各司其职。然而此4人皆欲控制朝政，无人能够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一次冲突中，陆秀夫因胆敢质疑陈宜中的政策而遭到罢黜。”
对于文天祥的最后遭遇，这位外国史学研究者的记述显得相对冷酷：“文天祥被蒙古兵所获，但他拒绝与南中国的新主人合作，最终因敌视蒙古人而被处决。”
很显然，这位外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对那一段历史并没有做过深入彻底的研究，以上这段话显得仓促而简单。
另一位外国研究者英国人约翰·曼，对文天祥之死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认为文天祥“是那些绝对拒绝接受新政权的忠义之士的典范。”而更深层的意义指向则是，“宋人的各个层面上的抵抗依然存在，并表现在众多的方面：通过退隐、通过游击战、通过暗杀以及---最令人震惊的---自杀。”
本人对文天祥的评价，与约翰·曼的评价基本相同，但在本篇文章中仍然要不断引证各类资料，以使对文天祥的评价更真实，更中肯、更接近于历史，而不是更神化、文学化、传说化、脸谱化以及情绪化和民族化。
(余文可见配图所示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