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序志》篇中写道“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此处，刘勰明确提出同与异的观点，认为文有同非雷同，因其无法改变，而文存在异，并非刻意的求异，只是因为理不同。黄侃于《文心雕龙札记》中注解此句时云：“此义最要。同义是非，称心而论，本无成见，自少纷纭。故《文心》多袭前人之论，而不嫌其抄袭，未若世之君子必以己言为贵也。”黄侃对同异观点甚是赞同，且指出《文心》袭前人之处甚多，而这是由于通人之识，这正是与刘勰的“势自不可异也”相似。刘勰在《序志篇》中对同与异阐述甚祥。
一、同——势自不可异
《序志篇》评论魏文帝《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认为“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刘勰所处时代论文方兴，作品较多，但以上述六家为此中翘楚，刘勰对这些学说的各自侧重方面加以理清，并指出各自存在的缺点。但无可厚非，此六家的论点多为当时学界接受，且是符合文学发展轨迹的。遂《文心雕龙》在写作中多有袭用这些观点，这便是刘勰所说的“势自不可异”。现以上述六家为例，加以阐述。如《文心雕龙·颂赞》便是沿用挚虞《文章流别·哀吊篇》，而《宗经篇》则取自王粲的文论。此外，《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全书创作、批评论的第一篇，其中主要论述的是文学创作的构思，于文中强调“神思”即驰神运思，以阐释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奇妙思维过程。而这一观点则是对陆机《文赋》的观点加以提炼而得。
二、异——理自不可同
刘勰在评论魏文帝等六家所著文论，明确指出其存在缺点的根本原因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而这正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时所追求的创作标准，《序志》中亦写到“唯文章之用, 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正好与之相应称。“所谓根源，系指儒家经典，而叶、澜比喻后代的文章。”《宗经》篇末提出作文应该纠正楚艳汉侈的流弊，宗法《五经》，做到“正末归本”，将《五经》作为文章的根本，强调文必宗经, 这是《文心》全书主旨, 亦是《序志》中所提出的“根”与“源”。刘勰于《文心雕龙》的创作中反复强调《五经》是文章的根源，《文心》的创作亦是由此为中心开展，这样，纵使《文心》存在袭用前人的观点，也是人觉得异与前代。
《文心雕龙》与前代文论之异，根本为宗经，但也因刘勰取儒、道、佛三家思想，从而使得《文心》更显独特。《序志》作为总序全书的纲领, 可以从中看出三家思想对于《文心》创作的影响。刘勰兼取三家思想，但儒家思想占据主要地位，如宗经思想总序全书，而所宗便是儒家经典《五经》以及其他文章。除宗经外，儒家思想亦有其他体现。如：《序志》：“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这就是儒家“言为心声”、“抒情言志”说的体现。刘勰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贤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 莫非经典。”刘勰强调儒家经典的巨大功用，要求世人以经典治国，主张发挥文学的教化功能，所以，“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这是儒家之心，亦是儒家文学安身立命之本。”由此可见，《序志》所体现的是刘勰作为儒生之志。而佛家思想于刘勰的影响，其侧重于使论文条理分明，恰如范文澜注《序志》所云：“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自《书记篇》以上，即所谓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谓问论也。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条理明晰若此。”而刘勰对于道家思想的精通使得其在创作上观点更为鲜明，将道家追本溯源等观念与文学创作相结合，且在于人物典故的选取上，亦可见出刘勰对于佛学经典的了解，如《序志》中提及的“涓子琴心”，涓子即环渊，是老子的徒弟，善于黄老道德之术，著书十三篇。
三、同异之辩
“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序志》于文章开始，即点出立德、立言为君子处世所追求，而刘勰为文也是此目的，这是最根本的，与魏文帝六家著书目的相同。而至刘勰时，文学发展已然至一定阶段，对于文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早有界定，自然无法改变，这使得《文心》必须得沿袭前人之观点。追本溯源则是《文心》创作的总目标，至于其余六家因其侧重方面不同，自然不可能涵盖所有，如陆机《文赋》只是论述赋体、挚虞《文章流别论》则重于文体阐述，而《文心》则是综合所有，创作论、文体论等，这自是异处。再者，刘勰兼取儒、道、佛三家学说，无论是其在文体构思上亦或是在观点阐述上必会有所区别。正如，《序志》中所言“同，势自不可异。异，理自不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