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鞅是人性学分析大师，对人心理的分析与判断在他与老领导公叔痤关于魏惠王是否杀他的一番对话上就已经很牛的体现出来。假若他穿越到现在搞人性分析，估计粉丝也得立马10万+。
卫鞅与秦孝公的四次交谈，也可以看作是他对新领导秦孝公的性格分析。
首先，卫鞅假惺惺的对血气方刚的秦孝公讲道家那套所谓帝道，秦孝公马上打盹。所以第二次卫鞅又抛出儒家那套王道来，秦孝公兴趣仍然不大。第三次拿出法家的霸道来，秦孝公表示了感兴趣。第四次掏心窝子把法家那套又经过自己根据秦国实际改良的方案一说出来，秦孝公便对卫鞅佩服之情如滔滔江水了。
卫鞅赤裸裸的一针见血的指出：人都是好名好利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名利；即后来司马迁老先生都指出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谓信仰，基本是个皇帝的新装的笑话。既然追求名利是每个人的生存目标，但人的欲望和追求手段不同，这就需要制作法律来约束他，保证社会正常秩序。不能因为你为追求名利就允许你去抢劫杀人。政府就是规范的制定者，然后基于人好名利的特点来引导人服从政府，为政府服务。
在宫廷辩论结束后，秦孝公于前359年开始试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
《垦草令》是啥意思？
《垦草令》不是啃草，而是垦荒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当年秦国荒地上长满了野草。所以垦草令实则就是垦荒令，是围绕开垦荒地而制定的一部律令。
《垦草令》是卫鞅变法出台的“一号文件”，核心是围绕粮食生产，以粮为纲，指向明确，共二十条。
主要内容有：
办理政事不允许隔夜，因为只有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才能减少公务员对办事人谋取私利的可能，比如你办什么事要盖个章，某些家伙可能把这点屁大的事推三阻四，卫鞅就明确立法，办事不隔夜。靠人的自觉是可笑的，制度才好使。
按照粮食的收成征税。不搞假数据，实事求是，让老百姓负担公平，老百姓觉得公平了，就会信任政府，百姓信任了，政府才有公信力。这样一来官吏不敢徇私枉法，百姓积极务农。
不倡导儒家那一套，提倡重视农业，提倡农民积极务农。
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允许贵族们吃闲饭，政府对这类群体征收重税，并增加他们的徭役。比如，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向那些外国户籍的中国艺人征收重税？
严禁商业活动，不允许买卖粮食。农民不能买粮食，只能好好耕种，商人不能卖粮食，就无利可图，只好老老实实种地。
严禁声色娱乐，奢侈品的流通。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声使人听觉失灵；浓厚的杂味使人味觉受伤；纵情猎掠使人心思放荡发狂；稀有的物品使人行于不轨。）如此才让农民心意专一耕种。
严禁服务业。服务业过盛会损害农业生产。这与现在进城务工和土地荒芜可以对比。
不允许开设客店。给那些不甘于务农的人无法四处流动，这样一来只好老老实实拴在土地上耕种。
所有国土上的资源政府所有。不允许个人开发牟利，就只好耕种干活。
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酒肉的税负。让税比成本高十倍，基本杜绝酒肉消费，不酿酒，就节省粮食，不大吃大喝，就不会耽误政事。这比现在搞的禁酒令厉害多了。如果现在一盒烟起价100一盒，估计戒烟的会急剧增加。以此类推，很多事情可以适用。
加重刑罚推行连坐。这条厉害，很多时候严刑峻法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所在。比如我们的反腐，假若贪污实行超过一百万以上立刻执行死刑，家属亲人连坐，三代不允许参军考大学，试问谁还敢以身试法？岂不立竿见影？还是违法成本太低了，造不成威慑而已。
不允许农民随意搬迁。迫使他们不得不好好趴地上干活。
干部子弟也要服徭役，并提升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让他们老老实实做人，做不成闲人，只好老老实实干活。这一条估计很得普通老百姓拥护。
不允许官吏搞心灵鸡汤，蛊惑人心，不允许他们去各地游荡，影响农民生产。这条现在也很有必要实施。
军队范围不允许有女子和搞商业活动。军队是为战争服务的，弄群女人容易消磨意志，同样，军队经商也会消磨意志，影响军队的主要业务---打仗。
全国政令制度统一，建设透明政府，让官吏不能忽悠百姓。简政来减少供养人员，减轻老百姓负担。
加重关税和商品税。让农民讨厌经商，打击商人，让他们都去耕种。
根据商人家中人数摊派差役，加重商人负担，降低农民负担。商品流通不发达，百姓办事就不会讲究排场，有利于安心生产。
为国家运输粮食雇车也不给报酬，返回也不允许装私人货物，这样往返就迅速，效率就提高。
不允许请托官吏给犯人送饭。让犯罪分子得不到庇护，让人不敢做坏事。
归纳一下主要如下几点：
一是刺激农业生产，以农业为本业。为刺激农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数量，使全国各行各业的人都从事农业；禁止农民购买粮食，迫使农民专心务农；实行愚民政策，隔绝农民与知识的接触；强迫农民心如止水，使农民愚守于耕种；整肃吏治，保证官吏廉洁奉公，政令措施一致，不拖延公务；裁减官吏的从属人员，减少官吏扰农等措施。
二是抑制商业发展，把商业视为末业。商人不得卖粮，提高酒肉价格，加重商品销售税；禁止百姓经营旅店、客舍；禁止军队的市场出现歌姬，商人必须为军队提供兵器铠甲；禁止军队内部的市场私自运送粮食，严格规范运送粮食的车辆；加重交通要道市集的税赋；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役等措施。
三是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加重处罚力度打击国内心胸狭窄、性情急躁、懈怠懒惰、挥霍钱财、阿谀奉承的百姓；取消影响农业生产的娱乐活动；改变秦国国内重视学问，鄙视农业生产的风气。
四是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加重贵族的赋税，限制其豢养食客；贵族子弟除嫡长子外必须服徭役，提高其免除徭役的条件；禁止士大夫通过辩论、游学来提高国内百姓的见闻；禁止贵族、官吏雇请佣人，迫使贵族子弟亲自劳动。
五是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按农民收入粮食的数量统一征收土地税，加重贵族、商人的税赋。
六是在全国范围内登记户口，禁止百姓擅自迁居。将山川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禁止农民进入谋生。
垦草令是卫鞅从“食”着眼，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的搞出了一套综合治理办法。整顿政制、吏治、税制，禁止粮食买卖，控制粮食流通，垄断山泽之利，剥夺限制迁徙自由，实行愚民政策，打击奸吏扰民，打击工商业者，打击服务业，打击娱乐业，打击雇佣关系，打击人身依附，打击害农、贱农、惑农、扰农的刁民奸徒，利用价格工具、税收差别、劳役差别调整产业人口比例，营造重农轻商的社会环境和产业政策。
垦草令也开启了中国重农抑商思想之先河。实际上，卫鞅除了抑制商业以外，还抑制其它服务业，包括色情业，垦草令中明确禁止商人将女子带入军队的市场里。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农业是最重要的行业，现在我们仍然把农业视为第一产业，国无农不稳。
服务业的概念在当时肯定没有，现代服务业多是因社会分工，以增加经济效率提高生活水平而出现的服务业，比如餐饮、导游、美容美发等。两千年前社会分工不发达，农业是自然经济，每家自给自足，没有者种增加经济效率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业。当时秦国的服务业是指服侍贵族的服务业，垦草令中禁止大夫雇佣佣人。卫鞅这种禁止奢靡生活的措施，实际上和近代毛泽东提倡的“艰苦奋斗”相类似，都是倡导举国弃奢靡，举国同甘共苦。
毛泽东时代举国把尽可能的资源和精力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卫鞅的垦荒就是扩大再生产）上，对农田灌溉上马诸多水利工程，建立重工业，而对消费类轻工业发展则重视略轻。所以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国家主题是强国，是粮食和钢铁。
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农民到城市打工，因此产生过农田撂荒的现象，造成农业凋敝，服务业则出现畸形繁荣。改革三十年积累的财富，很多用于进口豪华车，进口奢侈品，用于住宅建设，很多地方基本是土地财政，企业炒房的资金收益比搞实业来的快速简单，大量资金进入非实体经济，造成巨大泡沫。可见垦草令禁服务业有其经济规律，也有现实意义。
尤其是建立在两极分化基础之上的奢靡服务业，是一种服务于财富特权的服务业，制造的是一种权贵高人一等的社会风气，违背社会主要道德观念。垦草令禁止雇佣，反对有钱人可能雇佣穷人来建庭院楼厦，反对士大夫和豪门及有钱人可以雇佣仆人丫鬟来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奢靡生活。与毛泽东时代反对特权，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如出一辙。
如今富豪阶层占有豪宅农庄，雇佣保安、厨子、佣人，购买私人游艇和飞机。要维持这些特权生活就要有一大批人从事贵族服务业，富豪权贵为处于社会顶层，近身服侍权贵的处于社会第二层，服务第二层的处于下等地位。卫鞅垦草令中禁止雇佣佣人，就是禁止权贵的近身服侍。
比如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生产他们想要的东西，发展中国家反倒要为他们想要的东西付产品的专利费，这种专利费提高了商品生产的成本，而这个提高的成本是通过专利费这个财富转移渠道输送到发达国家，使得现代产品发达国家有能力消费而发展中国家没能力消费，他们的服务业就是把发展中国家的东西拿来消费，如物流管理费，零售业成本等等。美国买一元的中国制造，大概只有一毛几分是付给中国，其它八毛几都是欧美的物流服务费、零售服务费、专利费、市场营销费、律师费、会计费等等。即美国销售一元中国制造，是一毛几的中国实业GDP，八毛几是美国服务业GDP。这就是美国服务业达到70%的原因，就是美国零售业GDP高于制造业GDP的原因。
发达国家公民是全球经济中的特权阶层，发展中国家公民是全球经济中的受压迫者，发达国家的特权生活建立在发展中国家辛勤劳动基础之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因此宁愿抛弃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生涯也要移民发达国家，拉美人不顾生命死亡的危险，抛弃在自己国家的选票和民主自由，也要偷渡到美国做没有选举权没有民主自由的黑户，这些都是为了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经济特权。
如果把卫鞅时代的秦国经济类比与今天的全球经济，美国的这种分赃经济服务业就是卫鞅要取缔的服务业。
卫鞅时代，贵族官吏富商过奢靡生活，就会减速秦国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就不仅仅没人拓荒，而且已有的农田都得撂荒。以此来看，欧美的服务业比例高实际上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两极分化先富不带后富而是把实业资金拿来奢靡，违背了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的设想。
要分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服务业和奢侈淫逸的服务业。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丰富平民百姓文化生活的服务业是正能量的服务业，不能做为奢侈淫逸的生活来反对。垦草令要禁止的奢靡淫逸享受，关键是禁止那种做为权贵高人一等的文化符号的奢侈生活，如LV包，人头马酒之类。这种奢侈只有权贵有能力来消费，其产品和服务的功能70%以上是炫耀富贵，而实用功能只占20%左右。如果一万元买一个包，那么，其中9千元是支付炫耀富贵的价钱，而只有1千支付实用效益。垦草令禁止的就是这种是显示社会阶层、分割贫富阶层的消费。
一个合理的制度自然会让有才干的人支配更多的资源，以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的经济效益。一个合理的制度把更多的财富分配给一个人不是因为这个人更能挥霍财富而是因为这个人更能发挥这笔财富的效益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一个人的荣耀产生于他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产业于他对社会财富的挥霍。以挥霍社会财富的多寡来界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是荒谬的社会制度，以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来界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才是合理的经济激励制度。垦草令即杜绝了社会财富的浪费，端正了社会价值的取向。
当前反腐也应该参考商鞅垦草令的智慧，要着眼与把资源从奢靡领域导入投资领域，而不是着眼于惩罚。反腐不仅仅要从法制上解决吏治问题，而且要从文化和精神上、乃至税收制度上，使得资源难以被萎靡奢侈消费掉，使得资金更容易进入实业发展。先富的人应该把积累的钱玩在投资创新上，而不是放在奢靡生活上。如果先富的人把钱玩在奢靡上，民间自然有“仇富心理”。人们或许觉得有本事的人发财了高消费理所当然，但对于富二代坐享其成生来挥霍社会财富必然会愤愤不平。
中国的强国重任远未完成，先富之人置穷人于不顾，自己奢靡无度，腐蚀自身，腐蚀经济，腐蚀民心，腐蚀国家民族凝聚力。奢靡耗费了的财富本来就应该是用于发展实业以强国富民的财富，权贵奢靡会使得国家不堪一击。美国伊拉克战争几乎兵不血刃几天就拿下巴格达，原因之一是伊拉克人民不抵抗，不认为国家是他们的国家，而是认为国家是权贵的国家，你的钱，你的国，与我何干？
虚胖不是胖。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很强大，甲午战争中国经济比日本经济要大，但高层腐败致使民心涣散，是中国无法低于列强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制健全杜绝官场腐败很重要，在廉洁吏治下的权贵合法奢靡一样是国家安危的致命弱点，奢靡淫逸耗费了钱财，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把人的尊严放到钱财之下。
杜绝奢侈淫逸不仅仅是道德文明建设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更是国防建设问题。
所以说我们亟需一部新时代的《垦草令》。
《垦草令》是卫鞅向秦孝公提出的变法预案，自秦孝公于前359年命卫鞅在秦国国内颁布此令，仅用三年，秦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变法初见成效（“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
于是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是爵位，又是官职。大庶长赞襄国君，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右庶长为王族大臣领政，左庶长为非王族大臣领政，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官制仿效中原变革，行开府丞相总摄政务，各庶长便虚化为军功爵位，不再有实职权力。），开始在秦国全国范围内进行更彻底的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