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生平
王充，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东汉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即公元27年，约卒于汉和帝永元九年，即公元97年。王充六岁时即开始识字，十分好学。八岁入书馆读书，老师教他学《论语》《尚书》，每天能诵读一千字左右。在学时他博览群书，不受儒学的拘束。后来王充辞别老师，开始自己钻研学问，所读书籍也日益广博。因为他家贫无力买书，常去书铺中阅读在大学里所禁读的百家之言。他记忆过人，一经过目便能背诵不忘。
《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原收有文章85篇，其中《招致篇》已散失，今传世的尚有84篇。《论衡》大致可分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命运论和人性论、政治论、认识论这样几个部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在与封建神学思想论战中的哲学思想，以及对儒、道、墨三家学说中错误观点进行的批判。
王充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
王充所处的时代，是汉朝实行“独尊儒术”的思想控制政策达百年之后，儒家思想已经逐渐偶像化，并建立了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宗教神学体系的时代。王充站在广大人民一边，十分关怀和同情农民的疾苦，对统治者利用神学和迷信等邪说毒害人民很不满意。因此，他本着“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的观点，吸取了荀子所著《天论篇》中关于宇宙的看法，提出了唯物的合乎自然发展规律的宇宙观，公然地批判了那些宣扬迷信和神权的各种谬论。
王充驳斥了“天地故(意即有意识有目的)生人，故生万物”的目的论和有神论。他认为天体是云烟质，地是土质，宇宙本身也是自然存在的物质；宇宙万物的生灭是一个自然过程，不是由天创造的，也不是受神意支配的。人也和万物一样，是由于“人偶自生”，就是因夫妇结合而生的；因为人和物都不是天或神创造的，所以“人有死生，物亦有终始”。他又指出：“死人无知”，如果“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而光”同样的道理。他这些论点，不但否定了人格神的天道观，而且还创立了无鬼论的科学思想。这些思想，以现在的进化论观点看来，当然是粗浅的，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些观点都是与唯心主义思想相对抗的，所以是十分可贵的。
关于人性论问题，王充认为“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禀气有厚有薄，故性有善恶也。”就是说，人性所以有善恶之分，是因为先天禀气的厚薄多少所造成的。因此，他提出由于人在未成年前的感受不同而可分成三类：如果人所感受的是“五常之性”，则为“正性”；人所感受的是“随父母之性”，则为“随性”；人所感受的是“遭得恶物象之故”，则为“遭性”。当然，能承受所谓“五常(仁、义、礼、智、信)之性”的“正性”影响的，多是统治阶级的家庭，受“随性”是中等家庭，受“遭性”也只有被统治阶级的家庭。王充的人性论观点，从表面看来有唯物论因素，实际上并未超脱唯心主义窠臼。他把人看作单纯的自然物，把人性看成是脱离了社会的具体的人的抽象概念，用人的自然本质去判断人的社会本质。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难以超越的历史时局限。
王充的教育思想
关于教育的目的。王充肯定教育是能改变人性的，通过教育不仅能陶冶儿童的本性，并且能够把人培养成“能知大圣之事”，又能“晓细民之情”的人才。由于人的“禀气不同”，成就也就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人：“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由此可见，王充理想中所要培养的人，第一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能掌握知识，从事政治工作的“文人”；第三是“通人”，第四是“儒生”，他们仅能掌握一部分知识，尚不能加以应用，只是比俗人稍为高明一点，既没有“尽才”，又不能“成德”，都是不受社会所欢迎的。王充认为只有能博古通今、著书立说的“鸿儒”，才是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关于教育的作用。王充很强调教育的作用。他说：“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辎，不练自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他这些论点，虽然是援引了孔子的“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墨子的“人性如素丝”，孟子的“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等思想，但也充分说明了他肯定教育和环境对人性善恶的影响。同时，他还以手工艺人用切磋琢磨的技巧把骨玉创造成为“宝器”为例，说明凡是人只要经过教育，总能够“反性治性，尽材成德”的。
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都以礼、乐、射、御等为主要内容，又以礼、乐为道。王充继承了前人的主张，认为人的性情、气质，也应该用礼和乐的教育来培养，而礼、乐也是为了陶冶人的性情、气质而产生。他说：“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为作者，情与性也。”因此，他把礼和乐作为教育人的必定向容。但是，他又认为礼乐虽然能作为治性节情的工具，却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效的，而必定要在人民生活安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他说：“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礼义之行，在谷足也。”如果在谷不足、食不多的情况下，礼乐就很难得到预期的效果。他说：“故礼义在身，身未必肥；而礼义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谓有益，礼义不如饮食。”这就是说，道理根简单，礼乐与饱食比较，礼乐只能是第二位的，当人们在吃不饱的情况下，就谈不上礼和乐的教育，即便进行教育，也不可能有好的效果。
关于教育的方法。为了培养“尽材成德”的人，王充在教育和教学问题上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首先，他从自己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否定所谓“生而知之”的说法，他肯定一切知识都来自后天的学习。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知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王充又认为上述的学和问，必须依靠耳、目感觉器官而获得。他说：“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实者圣人不能知性，须任耳目以定实情，任其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但他又认为，由耳目所获得的知识，仅仅是感觉的经验，是不够的，还应该借助“心意”而获得理性知识。他说：“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德耳目，必开心意。”他说的“开心意”，便是分析、研究、思考，只有通过认真的、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思考，才能明辨是非，找到事物的本质。但是，又怎样来鉴别事物的是非正确与否呢？他提出要“效验”和“有证”。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言繁说，众不见信。”又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他所说的“效验”和“有证”，就是人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实际，这样才真是正确的理性认识和理论。
在教育思想上，王充肯定教育能改变人性，并进一步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陶冶儿童的本性，而且在于发展他们的才能，培养他们的人格，最终培养成为鸿儒、文人。在教育内容上，提出了礼乐之教必须在“谷足”的条件下才能有效的正确主张。教学方法上，他承认感觉与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同时在认识过程中重视了思维的作用，并把“效验”和“有证”作为确定真理的标准，这些对于当时和后代教育界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当然，王充的哲学思想和教育观点，还是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仍不失为一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注：“教育思想系列”读书笔记由“胡椒时评”公众号根据以下阅读书目综合整理：《中国古今教育家》（凡喆、一芬著），《中国教育家传略》（徐仲林等著），《中国教育思想史》（郭其家著）、《中国古代十大教育家》（阎国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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