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在岳飞的一生中，恩怨就像罩在他头上的一张网，任凭他怎样孔武有力、威猛果敢，都难以逃脱。更可怕的是，谁也不知道这张网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撒下来。
一
岳飞生活的年代，历史正裹挟着大宋朝的芸芸众生从醉生梦死到惊惶失措，再到国破家亡，国仇家恨，直到亡命天涯——谁站到了这段历史的风口浪尖，谁就注定将被历史留名，无论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
岳飞注定是要名垂青史的。
第一次在帝国权力场与大家见面，路演的是上书朝政、直陈时弊、骂骂宰执这类大家比较熟络的戏份。
靖康二年（1127年），大宋国祚被金军的铁蹄冲得五零四散。
兵荒马乱的经历，让高宗对安稳日子的渴望，那叫一个热切！但完颜们却随时都可能出现在面前，高宗真的替自己感到无辜极了，委屈极了：泱泱大国，现在却无处容身，什么世道？
然而眼下形势逼人强，想想怎么办才是正理。
办法很快就有了，是汪伯彦和黄潜善想出来的。
汪、黄为高宗近臣，高宗能在南京（今属河南商丘）应天府荣登大宝，没有这二位仁兄，估计也是不可能的。靖康元年，高宗在磁州（今属河北邯郸）被金兵围困。焦头烂额之际，汪伯彦派兵将其救出，因此，高宗是心存感激的。再者，这二位的执政理念与高宗在某些方面达到惊人的契合，比如逃跑或议和。因此，在高宗再度焦头烂额的时候，汪、黄二人是懂高宗的心思的。
很快，逃跑路线图出炉了。虽然这种狼奔豕突的日子让高宗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树挪死，人挪活”，高宗脸上还是露出了狡黠的笑容，这是君臣黄金三人组高度默契的产物。只是，消息一出，群情激愤。
逃跑，让国家颜面何存，士兵颜面何存？
作为一名军官，尽管职位低微，但岳飞还是觉得窝囊。他想不通，为何有这么多精兵强将，皇帝还要逃跑？他决定向高宗上奏，于是便有了后来很多人都没读明白的《南京上皇帝书》。
岳飞可能觉得几句话不太能说清楚问题，或者不足以表明自己胸中的愤懑，于是就洋洋洒洒写了近万言。上书中，除了极力请高宗不要逃跑，而要亲临战场、用武力恢复故土、打倒金帝国主义、迎回徽钦二圣，还把主张逃跑的汪黄痛骂一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主战派领袖李纲也未能幸免，一样遭到岳飞的攻击。这让人很是不解。后来南宋史学家将这一奏折研读多遍，仍然一头雾水，不知道岳飞到底想说什么。
岳飞的奏折最终还是被汪伯彦批复了：小小臣子，越俎代庖。在汪伯彦看来，除了骂自己误国的那部分看懂了，其他的反正也没看懂，于是让岳飞回家种田去了。就这样，岳飞上书的结果，是自己连兵都没得当了。
圈子决定政治。汪黄和高宗结成的圈子，就像一个金钟罩，任你怎样捶打，也难奈他何。他对这个圈子的批判，往好里说，是勇气可嘉，忠勇果敢。但没搞清楚朝廷的争议内幕就上书万言，简直是儿戏。其中暴露出来的莽撞、率直的性格弱点，也为他日后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政治就是江湖，岳飞还只是游走在江湖之外，尽管他已24岁。
二
被开除军籍之后，仍然心系国事的岳飞便投奔了河北招抚使，打算在抗金第一战场穿越火线。
上苍在大多数时候还是公平的，人在一生中总会遇到那么几个小人，也一定会遇到几个贵人。这位河北西路招抚使便是岳飞生命中的贵人。他发现岳飞除了性格耿直外，还是个难得的将才。在战场上，岳飞也确实作战异常勇猛，常常一人手持长枪冲入敌阵，来去自如；岳飞带领的部队，总是士气高昂。
在招抚使召集的各路抗金志士中，有一位将领叫王彦。此人曾跟随北宋大将种师道两战西夏，立有战功，现在又被任命为都统制。这样一来，勇士岳飞与勇士王彦不期而遇。
文人相轻，英雄相惜。岳飞注定要与王彦共同给历史留下点什么。
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招抚使命王彦率众7000人收复卫州等地，岳飞随行。王彦驻军在卫州新乡县（今河南新乡）的石门山下，面对数万金兵的集结，王彦主张待援，不打算轻举妄动。但岳飞有点等不及了，他斥责王彦胆怯，竟然说：“做臣子的，不尽快打仗，好迎回二帝，反而在这里观望，难道是想投靠金人吗？！”盛怒之下，岳飞便率领自己手下几百军士呼啸而出。
士兵突击，不是闹着玩的。虽然岳飞凭着勇猛一鼓作气攻下新乡县（也有学者考证，新乡为王彦攻下，《宋史》移花接木给了岳飞），生擒金军千夫长，但冲动是魔鬼，必然要付出代价—金军以为宋军主力部队开到，开始更大规模集结，数万大军把新乡城围成铁桶。
虽然宋军成功突围，但损失惨重。突围之后，这仗该怎么打，岳飞和王彦更发生了严重分歧。之后，岳飞便率领手下几百人，脱离王彦而去。
这让王彦很受伤。多年后，岳飞驻守襄阳，朝廷任命王彦去襄阳担任知府和京西南路安抚使，46岁的王彦宁辞不受—就算官不当了，也不愿再与岳飞共事。
王彦知道，当年岳飞还是一个统制级别的小军官时，就好率性而为，忤逆上意，抗上不尊，更别说现在担任襄阳的抗金总防务了。和这样的人共事，有什么意思？
在岳飞的生活哲学里，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逻辑：你认为对的，未必是对的；但我认为对的，那绝对是对的。
岳飞一直行走在自己一个人的江湖里，成了一名独行侠。
三
到绍兴七年（1137年），历经战争洗礼，从出入狼烟到九死一生，被岁月打磨得壁立千仞的岳飞，已由一名小军官成长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大将军，随军作战，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颇得民心。
绍兴七年正月初一，高宗下诏移跸建康（今南京）。这个意味深长的举动，似乎是在提前传播一些信号，甚至让很多主战派都以为高宗要对金寇强硬起来了。
从高宗后来的一系列举动来看，主战派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个月，金国使臣带来了一个消息：徽宗已经去世。据野史记载，徽宗死后，尸体被架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就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徽宗的死让高宗受了刺激。十年了，国仇家恨，不共戴天。
眼下，伪齐号称70万大军来犯，却被打得溃不成军；虽然只剩半壁河山，但从东到西，分别有韩世忠、岳飞等将领把守，金军暂时打不过来；国内流寇也基本被荡涤平静。高宗欣慰极了，抚摸着龙椅，终于相信，自己暂时可以坐稳了。整个形势颇有春和景明，政通人和的气象，国力日渐隆盛，高宗的信心也在野蛮疯长。他看到的是千里河山一片红，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是时候放手一战，光复故土了！
正月初三，“如别无紧切事宜，量带亲兵前来行在所奏事”的省札传到了岳飞手里。岳飞预感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月底，他动身了，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一次旅行。
三月，高宗在建康行宫召岳飞觐见。此次召见，是岳飞一生中最受鼓舞的一次召见。召见的地点，高宗选择了自己的内寝之地；召见的方式，高宗选择了私密会晤；召见的结果，高宗不仅承诺“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还给岳飞开出了刘光世的部队清单。
刘光世素有“逃跑将军”的美誉，习惯了临阵脱逃，而这时又称病请辞，高宗和枢密院想顺势收回兵权，他便同意了。此刻，高宗迫不及待地开出刘光世淮西军的人马名单，足见他对北伐的渴望和冲动。
岳飞几乎要晕倒了，突如其来的幸福让他觉得天旋地转。渴望已久的北伐中原，终于可以成行了；渴望已久的增兵计划终于实现了，而且自己还可以节制国家四分之三的军队。更重要的是，皇帝这样委以重任，这份信任，谁人能及？
此时，另一个幸福得感觉天旋地转的人是高宗。
因为他终于做出了一生中最光荣、也许是唯一光荣的决定。他为自己的勇气折服，为自己能如此洒脱地下一次决定而兴奋，更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而幸福。
还有一个人也正幸福得天旋地转，他就是宰相张浚。
上一年年底，左相被罢，张浚独相，而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又是张浚的支持者。皇帝摆驾建康，并部署战略准备北伐，说不准还会御驾亲征，这对主战派首领张浚而言，是多么大的鼓舞！因此，张浚正处于他一生事业的巅峰，荷负满朝厚望。
然而，作为宰相，张浚也不能不替高宗考虑—授兵权予岳飞，对高宗和整个朝廷潜在的风险有多大。当他在高宗面前陈词厉害之后，高宗后悔了，就像一个胆小的孩子，刚在众人面前卖弄完自己有多勇敢，并在表演得正起劲时，被当场喝退一样。
高宗难堪极了，用极其委屈的腔调甩给张浚一句话：“这事你看着办！”
于是张浚把岳飞召到都督府，进行了一些类似“今天天气不错哈”、“嗯，是不错”的寒暄之后，便绕起了圈子。他历数了当时的诸多名将，问岳飞，这些人是否适合统帅淮西军？岳飞细说了他们的缺点，表示全都不适合。张浚极不高兴地说：“我就知道非你不可。”
岳飞也恼了，以他的脾气，不恼就不像他一贯的性格。岳飞说：“您郑重其事地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敢不全部说出我的愚见，哪里是想得到这支兵马呢？”
气氛急剧凝重。
两个帝国权力场的重量级人物的争吵，足以给整个帝国带来一场地震，使帝国一派大好的形势急转直下。
其一，岳飞一语成谶，张浚送出的那张不恰当的委任状最终酿成了淮西兵变，四万多精兵叛逃投敌，致使江淮防线严重削弱；
其二，张浚被罢相，贬出朝廷，随之而来的是朝廷主战派失势，投降派与主和派窃据话语权。更重要的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权奸秦桧得以闪亮登场；
其三，岳飞从此失去高宗的信任，为日后被害埋下了种子；
其四，北伐再无从谈起，中兴大宋、光复故土对高宗而言，只能是“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这次争吵后，岳飞“即日上章乞解兵柄”，并将部队日常管理交给他人，自己去庐山给母亲守孝去了。张浚震怒，上奏说岳飞处心积虑要兵权，现在辞职不过是想要挟君主。而高宗屡次召见，岳飞却拒不下山。
心怀怨恨的高宗为岳飞关闭了一扇门，同时顺带连窗也关上了。在他看来，岳飞这就是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对皇帝的极大藐视。他心里虽充满了憎恨，嘴上却说，你看我一点也不怪你，怪你，我就用剑了。
岳飞点点头，继续回他的江湖，休养生息，蓄势待发，但却丝毫不知，在他的江湖之外，世间早已卷起巨大的漩涡。
四
淮西兵变，形势急转直下，岳飞、张浚的双输，一切都提醒着高宗，世道变了，人心变了。
人心确实变了，连一向主战的老宰相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叫嚣着反对议和了。这看上去真美，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激动的呢？
当然还有更让高宗激动的，那就是：
十一月，伪齐皇帝被废；十二月，宋室九庙神主返回临安，一同回来的，还有宋使带回的好消息—金人最高实权派向高宗伸出了橄榄枝，“好报江南……和议自此平达”。
高宗欣喜若狂。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能睡个安稳觉了。看来形势确实变了，不光南方变了，北方金国也变了。
绍兴九年，经议和派领袖秦桧运作了一年多的议和协议，终于在临安张榜公布了。
但金人很不给高宗和秦桧面子。时隔一年，主战派完颜兀术便打倒主和派，撕毁合约，领兵南下。然而此次南下，他们并没有得到好果子吃，他们遇到了天生的克星—岳家军，在顺昌、颍昌和郾城被打得找不到北。完颜兀术一边兵戈相向，一边透露消息给南宋主和派：“必杀飞，始可和。”
接下来发生的事，也是为人所熟知的，更是让人惋惜的。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农历除夕前一天，罩在岳飞头上的恩怨之网轰然撒下，岳飞与风波亭一起被载入史册。
据记载，在秦桧命人逮捕岳飞时，岳飞坦荡而行，前往临安。岳家军的将领都认为，此去一定凶多吉少，竭力劝阻。但岳飞坚信，苍天有眼，断然不会让忠臣遭受无辜。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小人的行为逻辑与出牌方式断然是与君子截然不同的。岳飞又怎么会想那么多呢？他一直活在自己的逻辑中，纵然因此而备受摧残，也只能说是求仁得仁。
哥不在江湖，江湖仍然有哥的传说。也许，这就足够了。
春风十里，不如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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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齐谐
文章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