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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现桃花源人什么_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是哪里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2-04-26 14: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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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虽为寓意之文,但其实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壁生活的真实写照。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原来是西晋末年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且听羚羊娓娓道来。

1。藏在坞壁的“桃花源”

北方的战乱和胡族统治者的徙民,对于各族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汉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

凡屯聚堡坞而欲久支岁月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既险阻而又可以耕种、有水泉灌溉之地。

能具备这二个条件的,必为山顶平原及有溪涧水源之处。

因此,当时迁到山势险峻的地方去避难的人,亦复不少。

盖非此不足以阻胡马的陵轶,盗贼的寇抄。

典型例子有庾衮的禹山坞和郗鉴的峄山坞。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原来是西晋末年的真实写照

庾衮率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时间较早。他撰写《保聚垒议》之年(永兴元年),即匈奴刘渊起兵之年。

从他的禹山坞来看,保聚以同族为主,亦有庶姓。

坞主由推举产生。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坞主为乡里豪帅,象庾衮、苏峻都是此等人。

“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是筑坞以自守。

“考功庸,计丈尺,均劳役,通有无”,是耕种以自给。

庾衮后去河内林虑山,表明坞并非坞主所有,坞主对于坞中成员,只起督护作用,对耕种、打仗,只负指挥之责。

北魏的宗主督护制度与北方坞的组织的存在也是有关系的。

以郗鉴为坞主的峄山坞中的避难者千余家,主要也是郗鉴的宗人或乡曲。

峄山孔穴相通,敌来入穴躲避,敌去自可出穴进行耕种等活动。

这又是一个以坞为形式的有经济、军事活动的宗族社会组织的实体。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原来是西晋末年的真实写照

那么大家此时一定会产生一个强烈的疑问,羚羊你说了这么多坞的事情,

那么“坞”究竟是什么?

《说文》一四云:

“隖(同“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

地以坞为名的,其较早时期以西北区域为多,如董卓的郿坞是最著名的例子。

西晋末世中原人民不能远徙的,藉此类小障、庳城以避难,坞遂在北方广泛发展起来。

《说文》所谓小障、庳城,略似欧洲的堡,非城。

城讲商业交通,坞讲自给自保。

城大坞小。

《孟子》言及"三里之城,七里之国",而董卓所筑的最大的 郿坞,周围也不到三里、七里之数。

坞如果像城一样, 董卓自可守长安,不必另行筑坞。董卓筑郿坞,当与他籍隶凉州,见坞有用于当时有关。董卓郿坞在非险要的地方,军事意义本淡,经济自给的方法又是储备谷物,而非耕种,与西晋末世普遍出现的坞不尽相同。

西晋时期发展起来的坞,可说是体小人少(对城而言)、经济自足的防御夷狄、寇盗的军事屏障,即《说文》所谓小障是也。

坞在当时的北方,地位实际比城更为重要。

《晋书》一二〇《李流载记》说“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

李流靠范长生资给军粮,才得以复振。三蜀人不保城而保坞,是因为城不易守而坞则易守。

李流军队因为三蜀百姓弃守城邑,保险结坞,而野无所掠,士众饥困,可说明坞能起到城邑所不能起到的防御作用。

那时北方城巿荒芜不发达,人民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坞由此得以占据北方社会最重要的位置。

南朝商业与城市都较发达, 北朝则以农业与坞为重要。

因为同宗共保一坞,成了北方社会的组织形态,所以决不能忽视北方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人们屯聚堡坞的作用。屯聚与人口的大流动对历史产生的影响, 是难分轻重的。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原来是西晋末年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对于那时饱受五胡乱华之乱的北方汉人来说,厚厚的坞壁内,便是“桃花源”


2。《桃花源记》描述的史实背景

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应为苻秦,而非赢秦。

《桃花源记》纪实的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桃花源记》寓意的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写成,羚羊不才今试证之。

东晋末年戴祚(字延之)从刘裕入关灭后秦,著《西征记》二卷。其书今不传,《水经注》中往往引之,中原坞垒之遗址于其文中尚可窥见一二。

如《水经注》一五洛水篇云:

“洛水又东,迳檀山坞南。其山四绝孤峙,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

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

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原也。”

又《水经注》四河水篇云:

“河水又东北,玉涧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迳皇天原西。

周固记:开山东首上平溥,方可里余。三面壁立, 髙千许仞。汉世祭天于其上,名之为皇天原。

河水又东迳阌乡城北,东与全鸠涧水合。水出南山,北迳皇天原东。

《述征记》曰:

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源,古之桃林, 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西征赋》曰:咸征名于桃源者也。

《晋太康记》曰:

桃林在阌乡南谷中。”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原来是西晋末年的真实写照

水经注》引文提及的桃源与桃林,亦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

《元和郡县图志》六虢州阌乡县条云:

“桃源,在县东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

陕州灵宝县条云:

“桃林塞,自县以西至潼关皆是也。”

《新唐书》三八《地理志》陕西灵宝县条云:

“有桃源宫,武德元年置。”

这是《桃花源记》的地理所在。


又《资治通鉴》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云:

“二月,王镇恶进军渑池,引兵径前,抵潼关。三月, (檀)道济,(沈)林子至潼关,夏四月,太尉(刘)裕至洛阳。”(按刘裕伐秦之役,军行年月《宋书》、《南史》等书记载既简略,又有脱误。)

据此可知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前军在义熙十三年春二三月抵潼关,刘裕以首夏四月至洛阳,他派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坞而返,当即在此时。

这是《桃花源记》的时间所在。


按《陶渊明集》有《赠羊长史》诗,其序云:

“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

则陶渊明与征西将佐本有雅故,疑陶渊明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的见闻。《桃花源记》之作, 即取材于此。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原来是西晋末年的真实写照

《续搜神记》本《桃花源记》著录武陵捕鱼为业的溪人姓名为黄道真。

《桃花源记》中所谓“土地平矿”者与皇天原“平博方可里余”相合;所谓“太守即遣人随之往,……不复得路”者,与刘裕派遣戴延之溯洛水而上,至檀山坞而返相似;所谓“山有小口”者与郗鉴峄山坞的“峄孔”相同;所谓“落英缤纷”者,亦与戴延之被派以四月入山的时令相应。

《白氏长庆集》一六《大林寺桃花》云: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附序有云:“大林穷远,人迹罕到,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四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泉犹短。”山地高寒,节候较晚,四月正是落英缤纷之时。

此戴延之所见,而被陶渊明记入《桃花源记》中。然则《桃花源记》中的秦为苻秦,亦可推知。

此《桃花源记》之所以为纪实之文。


桃花源所以被移于武陵,则因为采入了刘驎之入衡山采药的故事。

今传世的《捜抻后记》,旧题陶渊明撰。 其中杂有元嘉四年陶渊明死后之事,故皆认为系伪托。

然此书为随事杂记之体,非有固定的系统,内中当有后人增入之文,不能据以断定全书为伪托。

即使全书为伪托,要之必出于六朝之手,由钞辑昔人旧篇而成。

此书卷一第五条即《桃花源记》。第六条记刘驎之即刘子骥入衡山采药,见涧水南有二石囷,失道问路,才得还家。或说囷中都是仙灵方药,刘驎之欲再往寻求,可是不能复知其处。

此事《晋书》九四《隐逸传》亦曾记载。出于何法盛《晋中兴书》(见《太平御览》四一九、四二五、五〇四所引)。

何氏不知何所本,当与《搜神后记》同出一源。据此推测,陶渊明之作《桃花源记》,为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事牵连混合为一。

桃花源虽本在弘农或上洛,但因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的缘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原来是西晋末年的真实写照

下面欣赏一下苏轼的《和桃源诗序》,若要翻译,请自行查阅。

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

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

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

…… 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

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

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xī,醋),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

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

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

常意天地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

苏东坡论桃花源最有通识。

或认为祧源实在武陵,这种认识反而不及苏东坡了。

然而苏氏于《桃花源记》中寓意与纪实二者仍然牵混不明,犹为未达一间。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原来是西晋末年的真实写照

即使《桃花源记》中的秦非指苻秦,但不有坞壁,何能有《桃花源记》?

在纪实上,《桃花源记》是坞壁的反映,在寓意上,《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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