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坚信自己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那么就要勇往直前，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和危险，无论面临多严峻的情势，都要义无反顾。历朝历代，忠言直谏的文臣、马革裹尸的武将、力排众议的变法者都在践行着这样的信念。
北宋时期的三朝重臣韩琦便是这样一个勤勉政务、不辞辛劳，为民请命、不畏污名，临危受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忠臣。他用一生来成就心中的忠敬之道，重为一代社稷之臣。
韩琦，字稚圭，河南安阳人，少年时就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了进士。历任数职之后，韩琦又被擢升为枢密副使，与范仲淹等人共同倡行“庆历新政”。为了整顿吏治，韩琦与范仲淹等不惜触动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结果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扑、陷害，因此遭到贬官。
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韩琦总是敢于犯颜直谏，“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涌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消息震动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大名府是北宋的陪都，又称为“北京”。当地人口众多，约有七八十万，在北宋四京当中，人口仅次于开封府。因此，大名府的政务十分繁忙，尤其是那些有关民事纠纷、讼狱的牒诉文书，比一般府郡多出数倍。
韩琦坐镇大名府的时候，已经60多岁，但对府中政务，事无大小都要亲自审理过问，有时候因为患病难以升堂审理政务，也要让官署将公文送到住所，在卧室里处理。周围的人怕他操劳过度，劝他不必过于认真，可以偷点懒，将一些事物交给属吏去处理，自己安心养病。韩琦总是回答说：“或生或死，或与或夺，至此一言而决，吾何敢略也？吾恐有所不尽，况且可以委之人乎？”
他的意思是说，刑狱诉讼，往往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生死就在一念之间，一句话就决定了，身为官员怎么可以怠慢？韩琦只怕自己有疏漏，又怎么可能再委托给别人呢？于是韩琦仍旧坚持带病视事，不肯稍有懈怠。
韩琦镇守大名府多年，深得民心。后来，韩琦又移判相州，也深受当地民众爱戴。史书记载，相州“人爱之如父母，有斗讼，传相劝止，曰：‘勿扰吾侍中也。’”
韩琦自步入仕途以来，为官近五十载。他曾担任三朝宰相，并且两次担任顾命大臣。“处于危疑之际，而能知无不为”。对于他这样的经历，友人告诫他说：“你的行为虽然忠诚善良，可万一有了差错或失误而跌倒，岂不是自身不保，恐怕连家人都受到连累。”
听了人家的好言相劝，韩琦回答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为臣的就应该尽全力侍奉君主，死生只能置之度外。至于成败，是天意，岂能因为这些而不去做事。”友人听了韩琦的话，十分惭愧。
韩琦一生忠勤，死后被谥为“忠献”。欧阳修称赞他：“临人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为官中正耿直，只要是正确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就算会受人忌恨，遭到危险也不肯妥协。历史上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比如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情形而变法改制，面对旧党的反对和倾轧，他从没有委曲心意附和“大多数”，以卓有成效的新法使北宋困窘的财政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新法最终失败，王安石也辞官还乡，但他的改革意志从未动摇，他“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至今仍为人所推崇；又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批判僵化的宋明理学禁锢人的思想，提倡新学，即使受到迫害仍旧坚持自己的主张，最终死于狱中。他在《焚书》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忠臣挟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
评说
屈原在《离骚》中写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与孟子一样，屈原也认为，只要坚持善与真，那么便绝不能放弃，纵使为此身死也不会悔恨。他们寻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而奋斗一生的道——或者是忠诚，或者是公正，或者是仁，或者是义——然后便不断践行它、实现它，无论成功或失败，他们都是英雄。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找到自己所想要实现的“道”，可以不断地为之付出艰辛和努力，那么人生便会是充实而快乐的。倘若我们在工作中，可以找到一个心向往之的理想并为之努力，从而可以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安居乐业做出哪怕一点点贡献，那么这一生便没有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