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历史上力挽狂澜挽救社稷之举，无非就是两种方式。一者为更朝换代，打碎旧机器建立新机器，二者为变法图强，比如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从成本和可实现性角度来说，第二种方案自然成为了统治者的不二选择，似乎其中都饱含着极强的赌徒心理。

庆历新政下的阴影

宋神宗变法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是一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运动。王安石变法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二十多年后搞起来的，也大大借鉴了庆历新政失败中的教训，庆历新政侧重于吏治改革走不通，王安石就决定直接跳过吏治改革搞经济改革，结果却在吏治争斗中大跌跟头，遭到了朝野大批官员的弹劾反对。

反对者里不乏有当年庆历新政中的改革骨干，如范仲淹的死党欧阳修、富弼等人，此时都立场鲜明的反对王安石变法。连范仲淹那么牛的人都失败了，更何况你小小的王安石？反对派在嘲讽王安石的同时，也对庆历新政失败的前车之鉴依旧历历在目，包括当年那帮意气风发坚持到底的改革派也已经幡然醒悟，新政不过就是瞎折腾，只会把帝国越搞越乱，而且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搞不好不仅仕途没了，小命都要搭进去，还不如老老实实安享当下的荣华富贵，当年的改革家们饱经沧桑后少了几分昔日的壮怀激烈，多了几许老成稳重。

改革执行上的问题

有改革就必然有阻力，这阻力多数是既得利益者给施加的。既然宋神宗铁了心不顾反对的声音搞改革，官员们依旧打心眼里排斥这损害自身利益的新法，虽然不敢在明面上破坏新法，但是在基层上执行时还是能够动动手脚的，只要新法失败，皇帝自然就会知难而退，王安石的下场也是可想而知的。

王安石变法的政令一出，各地方基层成为了落实政策的主阵地，而朝廷到地方之间却早已结成了一张环环相扣的政治关系大网，反对派的势力遍布全国地方，所以导致了新政一系列政策在地方上迟滞进行，甚至是被歪曲执行，加之各项法规并没有十分具体完善的说明，伤农现象十分普遍。拿青苗发为例，本意是防止农民被乡绅官吏盘剥的惠民政策，政府在农荒之时低息助农，规定仅有两分利息，但在地方上执行时各种费用加在一起竟高达八分利，比以往农荒时费用更高，不仅未能惠民，反而成为了官僚士绅相互勾结坑害农民的害民之策，也令改革派丧失了群众基础，这都是执行过程中的失误之处。

政策内容中的超前

改革失败当然是每一个改革者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往往会事与愿违，更多的还是政策出现了问题。改革派绞尽脑汁研究出来的切合时弊的改良方案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在改革的诸多条例中，都暴露出了新法超前的部分，在封建制度的土壤中，保甲法、青苗法虽然看似切中时弊，但是却忽略到了国情，在国民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国家官僚体系结构复杂的现实条件下，王安石试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自然是得不到大众理解的。

还有是王安石的“三不足论”，严重与宋朝的祖宗之法相悖，否定的不只是先皇政策，而把矛头直指宋朝的太祖、太宗所创建的国法家规，不仅令赵家皇族对其恨之入骨，连支持他变法的神宗皇帝也因此产生了动摇变革的想法，最终新法迫于流产。

王安石变法虽然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归根到底还是避免不了具有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的变法目标与理念相互矛盾，既想短期内缓解帝国庞大的财政赤字，还想让利于民，这就不可避免的要触及到一定官僚与地主的利益，最终地主集团的反击令王安石的改革招架不住，不仅丧失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还扩大了对立阶级，王安石最终在轰轰烈烈的党争中出局，变法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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