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72年，乾隆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此时其在位已37年，“康乾盛世”已达巅峰，社会政治经济均处于安定繁荣阶段。前有明成祖编《永乐大典》、祖父康熙编《古今图书集成》，而向来好大喜功的乾隆，莫不想借鸿书巨帙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
《四库全书》乃中国帝制时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卷帙浩繁，共收录古籍3503种、7.9万卷，装订3.6万余册，分经、史、子、集四部。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加上誊写抄录人员，近4千之众。
《四库全书》共誊写7部，分别典藏于南北七阁。
1．文渊阁（见下图1）
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乾隆四十一年（1776）竣工。
阁前凿方池，上跨白色石桥，引金水河之流；阁后叠石为山，宛如屏障，四周列植松柏。
文渊阁上覆黑、绿琉璃瓦，所有彩画描绘均以冷色调为主，在一片黄红暖色的紫禁城中，显得愈发典雅肃穆。
1782年，首部抄录装订完成的《四库全书》入藏文渊阁。欣喜的乾隆帝特于此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总裁、纂修、校理等各职人员，一时盛况空前。
文渊阁《四库全书》在1925年，末帝溥仪被逐出皇宫后，移交予故宫博物院保管。九一八事变后，华北阴云密布，为防不测，193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南迁上海，同年拨归刚在南京筹备成立的中央图书馆。中日鏖战沪宁杭时，辗转迁至战略大后方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后重抵南京。1948年10月，运至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2．文源阁——毁于圆明园大火（见下图2）
文源阁在1775年告成后，乾隆帝每年驻跸圆明园，几乎都要来此休憩观书，吟咏题诗。
宁静祥和的时光流淌至1860年即戛然而止，此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珍宝，焚毁灭迹。肆虐火光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的《四库全书荟要》均化为灰烬。今探寻，曲池已涸，荒草遍地，仅部分文源阁阁基的青砖，依稀可辨，令人唏嘘感叹。
3．文津阁（见下图3）
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乾隆四十年（1775）落成，坐依青山，流水环绕。
1914年，为充实京师图书馆馆藏，决议迁移文津阁《四库全书》入京。然被内务部捷足先登，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为防止古籍珍本散佚损毁，经多方交涉，代表京师图书馆接收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书架等一应物什。遂至于今，成为了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的典藏经典，同《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并称为四大镇馆之宝。
4．文溯阁（见下图4）
盛京故宫文溯阁，乾隆四十七年（1782）建成，是七阁中唯一没有与水相伴的。
文溯阁取“溯涧求本”意，以示不忘祖先开创基业之艰辛。1783年九月，73岁高龄的乾隆帝最后一次巡幸盛京，使书阁合一，夙愿达成。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漫长历险始于1914年，这一年袁世凯妄登基称帝，调盛京珍物入保和殿陈列。袁世凯皇帝梦破碎后，古籍被冷落一隅，蛛网尘封。
1922年，清室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文溯阁《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盗售给日本人。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闻此讯息，随即致函教育部，竭力反对，后迫于舆论压力，卖书东洋之事作罢。
“奉省旧物”——文溯阁《四库全书》在1925年完璧归赵，重归沈阳。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落入日寇之手的《四库全书》以伪满洲国国立图书馆之名代为封存。
新中国成立后，由东北图书馆接收（现藏于甘肃省兰州市文溯阁藏书楼）。
5．文宗阁、文汇阁——双双陨落于战火
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的身世如出一辙。两者比邻而居，相距不过数十公里，同属两淮盐政管理。又阁书俱焚于太平天国运动，荡然无存，令人叹惋。
文宗阁是七阁中唯一题名不见水旁的。大概其四面江水环绕，且历来水患肆虐，加水则过犹不及。镇江背倚浩荡长江水，上达川鄂，下抵江浙，守南北之冲，扼东西之要。文宗大概就是百川朝宗归海的自然美景和荟萃古今典籍的《四库全书》之融合。
同治初年，曾国藩委托幕僚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探寻散佚战火的两阁藏书。据悉，国家图书馆今藏的《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仅4册）中的经部首页钤有莫友芝藏书印。由此看来，他的江苏之行还是有所得的。
下图（图5）——复建的文宗阁
6．文澜阁——几代传抄，更加完备（见下图6）
杭州圣因寺文澜阁，乾隆四十七年（1782）竣工。太平军攻陷杭州城后，阁坍书散。
时避祸西溪的丁申、丁丙兄弟，偶见“市中卖物，率以字纸包裹，取视皆四库书”，遂冒险施救，许以重酬，雇人乘夜潜入西湖孤山脚下的文澜阁，摸黑捡拾满地残籍；又托书商以收购字纸名义，收集流散民间的阁书残本。然文澜阁《四库全书》已成残籍，因而丁氏兄弟决意增添补录。经十数年耕耘，共补抄26000余册。
民国时，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承丁氏未竟之业。1923—1925年，接力棒传至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史称“癸亥补抄”。
经数代不懈努力，最后完成的《四库全书》比原本更加完整。原被清廷删改漏收的典籍，均恢复补齐，补抄依据的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
1937年，日寇进犯上海，杭州岌岌可危。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及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及时组织阁书西迁，历时半载辗转浙、闽、赣、湘、黔五省，行程2500公里，于1938年4月安全运抵贵阳。1944年末再迁重庆市青木关，直至抗战胜利后返抵杭州。颠沛流离中，日机轰炸、匪患、碰撞、水淹等，历经沧桑，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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