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就曾说过：“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其间治乱更巷，波谲云诡，常令治史者望洋兴叹，有无从下手之憾，而初读史者，亦每苦于重点之难以把握，以故望而却步。”故虽斯人已逝，仍能醍醐灌顶。任何一个学科，其作为一个独立体而存在，有其合理性，应该有其独立的精神所在（但我不认同存在即是合理），既要不妄自菲薄，也勿妄尊自大，但很可悲的是一些所谓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刻意地把一个独立体贬低为哲学的附庸品，而我认为历史学不是任何事物的附庸，而那些肆意去渲染历史不过是哲学的傀儡或者不屑的人都是可笑的，历史有其独立的人格和思维。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学术。”应为历史学者最高的追求，为何太史公伟大，就在于历史学家有一种“骨”。
唐刘知几《史通》，它应该是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史学理论的著作，这也说明作者在史学的意识方面超前，但同时应该也是一部极其有争议的著作，这也说明即使再意识超前，也只能在一个主流动态中，从王莽的新政，以及像孙绰、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变法略窥一二。全书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但它更多是在体裁的上的批判，而在史学思维的改造中是极少的，这就是这部史学大作的遗憾，在《史通》中有一个及其适合的思维论断，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史有三长，唯“才、学、史”；而近代学识之人，更添一“德”。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了，“三长论”指的应该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何为“史学”，历史人物，历史时间，历史事件及其毫无逻辑的叠加与累积，这个几乎就是现在大多数人认识历史最为狭隘的理解，这应该只不过是历史学的其中一部分，通俗讲史料，专业点叫做“史学”。史学，是历史一切研究的原始材料，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人文情怀及原始积累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的基本点，特别是在中国的古历史学，因其时代的久远，更为艰难。史才，史家对于历史著作的表述水平，这应该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但还是缺乏历史的灵魂。史学，史家对历史的认知能力，这应该是一个历史学家水平高低的体现，其应为三者之核心，再有机的合成。而“不虚美,不掩恶”，这应该是史学家的最高追求。
还记得初次接触顾颉刚先生的作品时，甚为惊讶，“层累的造成中国历史”的论调，当时对我造成极大的震撼，先不理现在对于其的争议，因为任何一个学术思想都不是无坚不摧的，而更为难得的是它的核心思维在于整一个学科以及人类文明的一种推动，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应该是一个难于改变的趋势，但感觉释古的道路还很长。但当时的“疑古学派”绝对是其独立之精神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顾颉刚先生应该是现代中国史的缔造者，即使我们知道要释古，但也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在《古史辩序》中大禹是九鼎中的一条虫，开始了揭示粗略的伪上古史体系，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孟姜女哭长城的演变》说明，这是一个完整的对于疑古的论述，但成也成，败也此，过分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但并不代表“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就是错误的，至少当怀疑当连易一手资料都不可信时，就有点过了，王国维先生批评顾颉刚先生说:“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如果说《古史辨》派是对古史的消极重建,是寓立于破中,其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立,那么是可以承认的。其内含大抵有三：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这种“层累构成说”，表达了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特别是其不确定性质的看法，具体层面上的“层累构成说”,完全可以看作是“抽象”层面上的“层累说”的派生或推论。其实它对于古历史，特别是上古，部分中古的史学研究有很大的进步的，而这应该需要及其严密的朴学抑或德国精准学。
王国维先生应该是第一个提出“二重证据说”的人，好像是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提出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以及往后发展的三重证据说、多重证据说，“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其后古典学重建工作的基本原则。而胡适也提出过“一份材料，一份话”，但这个方法的缺陷太大了。这也再次印证了其基础性作用，但可能我才疏学浅，我觉得用“二重证据说”在古典学重建的成就去攻击“疑古学派”，贬低其一无是处，这就太过了。其实我是想借“二重证据说”引出乾嘉学派，因为这是被不少所谓的专家、大师级别妄下定论批得一无是处的学说，更是被一些什么都不懂，以其说道听途说的所谓坚实的大师级的追随者骂的没有任何存在价值的学说。朴学（乾嘉学派）确实未能彰显有多少的思想性的含量，抑或说其使得整个学术的思维都是空洞和单一的，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饾饤繁琐。，但以章学诚、戴震、段玉裁、钱大昕、惠栋等为首的考据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其实它在于古典学重建，从而对于整一个历史学的研究，特别是在史学方面，更加明朗化。但确实不可否认，脱离实际、存古薄今、舍本求末，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不切实用，但同样的不可否认，朴学对于现在历史学的研究，其实是更清晰化的，我们为什么总是抓住这种已经过去式的缺点不放，并不断放大化。
李济先生的考古成就一直让我仰视。由其主持的殷墟的发掘，直接的意义是从一手资料上说明了商朝的存在，理论上证明夏朝存在的可能性，让中国历史在考古研究中推前几百年。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的第一位考古学家，他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张光直先生曾经说过：“他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同时，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他用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这是中国史学家对于中国史学，特别是一手资料的无可估量的贡献。
说到历史学家，久负盛名的莫过于“历史有二陈”吧；一陈，陈垣，曾看过其《史讳举例》，其著作主要是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难度和深度极高，我至今都看不懂。还有一陈，就是陈寅恪，每次写他都很感慨，正如刘文典先生说的“大师的大师，学者的学者”。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看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是完全看不懂，多年走发现先生除了极深厚的历史功底外，还有极高的人格魅力，他是少有的能较为全面的诠释中国历史精神的人。独立之精神对于他不是一句空话，《钱柳因缘诗释证稿》（《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在眼睛完全失明后，由他句句叙述，他的学生蒋天枢帮其找资料，这是陈寅恪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一部著作。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了，这部著作其主要是陈寅恪先生在考据学的水平的完美的展示，但对于历史本身所起到的作用几乎没有，那为什么陈寅恪先生还要花最长的时间去写了，其中的原委就不愿道说，只能说这是陈寅恪先生即使在各种阻力中支持自己的理论，他与中国历史的人格是一致的。颇感无奈。
顺便讲一些这些年曾看过其著作的历史学家。吕思勉，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评论：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岑仲勉，中古隋唐史大家，与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地位并列。邓广铭，宋史专家，一个我极其敬佩的拥有高尚人格的大师。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甲骨文研究中不可绕过的四个人。傅斯年，我只能这样讲本可以有更高的成就，只是被名利害了。劳干，秦汉史无大家，是史学界内多年以来的流行话。然而，劳干是秦汉史名副其实的大家，从秦帝国的建立到清王朝的灭亡，在中华帝国时代的二千年中，王朝国家的治乱兴亡呈现一种不断反复的振荡循环，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周期问题，或者叫做王朝循环问题。中国历史的周期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世界历史的特异，不仅成为中国史家的关注点，也吸引了世界史学界的注目。《中国历史的周期及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就是劳干对于这个至难的高层次的史学问题所做的一个回答。唐长孺，魏晋南北朝研究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也是我在魏晋南北朝中的第一“良师”。另外雷海宗、柳诒徵、罗尔纲、陶希圣、夏曾佑、杨联升、张舜徽、张荫麟、朱希祖、姚从吾、谭其骧等各有所长，对中国历史学有极大的推动和促进。新中国成立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式成为中国的主流，而其大成者，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中国马克思史学“五大家”，白寿彝、黄现璠也是属于此类，对于他们就不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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