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到辩证唯物论，必绕不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若说到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阐述得既逻辑缜密、准确精当，又深入浅出、具有中国特色，那要数毛泽东的《实践论》了。《实践论》一文，在时代化和大众化意义上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
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认识论体系。《实践论》形成于1937年7月，是毛泽东给抗大上课讲稿的一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它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全面地阐明了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对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指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它还揭示了实践的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即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全面理解了这些，就弄清了“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就掌握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讲好“实践智慧”的典范。为了得出真理性的“实践智慧”以及将其清楚明白地阐释出来，毛泽东颇下功夫。他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写了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在文章中，他一方面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讲身边的事，一方面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高深的哲学道理。《实践论》中随处可见大家熟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言俗语。如“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等等。毛泽东后来回忆，在抗大讲《实践论》时，“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重要文本。毛泽东之所以反复阐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不仅仅是为了从理论上概括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正如他在《实践论》中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看中理论，正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写作《实践论》的深层原因，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的本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产物，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多次成为党内高级干部学习的重要文本教材。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也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哲学名篇《实践论》“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本人的情有独钟。毛泽东本人对《实践论》情有独钟。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严格地选稿，对一大批文章都批注“此件不用”四个大字，却专门考虑如何在编排上更好地发挥“《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他还多次表达过对《实践论》的喜爱。比如，1956年3月14日，他同国际友人谈到：“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1965年1月23日，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说：“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事实上，不仅毛泽东，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苏联哲学家尤金对《实践论》也颇为称赞，斯大林同样专门看过《实践论》的俄译文。1950年12月，《实践论》先于中国在苏联发表。此后，《真理报》编辑部特别撰文《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一些他国领导也阅读过《实践论》，甚至把它当作“斗争的指南”，足见其影响力之大。
（选自《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