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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四教指的是_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2-06-14 2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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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人刘义庆编撰的一本笔记小说,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政治、文化、道德等各方面都有涉猎,共有大篇目36篇,以德行为首,接着是言语、政事、文学等,是我们研究魏晋历史和名士风度的重要资料。

这个篇目顺序,可不是随意编排的,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儒家有“孔门四科”,是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世说新语》以此为顺序编排篇目,可见魏晋士人们对名士风度的追求,不仅限于外在表现的清谈、饮酒等,他们更注重内在修养,注重品德。

那么,孔门四科对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从《世说新语》中去寻找答案。

孔门四科是哪四科?《世说新语》为何德行第一?这些知识不可不懂

孔门四科

中国历史上,很早对学术进行了分类,如“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诞生于周王朝,距今已有3000多年,当时的官学,就要求学生要掌握这六中基本才能。

到春秋时期,百家争鸣让学术思想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孔子开创儒学,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们推崇和尊敬,是为“万世师表”。

在孔子的教学内容中,较之六艺又有了进步,《论语·先进》记载: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门生数千,而佼佼者分占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可见孔子当时已经对不同特长的学生,在教学上有了不同的侧重点,后来孔子门人便根据这些特长,把学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因此,除六艺之外,孔门四科也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学术性分科。

孔门四科对后世的影响力非常大,至少从汉代开始,四科就成为了考察士人的重要标准,《后汉书》中就有“仲尼之门,考以四科”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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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

德行就是道德品行,有德行的人,无外乎就是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仁信礼智等道德规范的人。《世说新语》以“德行”为首篇,共讲了四十七则,都是讲的品行高尚、廉洁自律的故事。

《三国》迷都熟悉的华歆,还有那常年霸占鬼畜榜首的王朗,他们的德行就被记录在《世说新语》的同一则故事中: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华歆是魏晋名士,也是曹魏重臣,位列三公,他不但非常注重自己的修养,对晚辈的教育也毫不松懈,时刻保持着严肃恭敬之态。有一年年终祭祀,华歆把自家子侄聚集在一起宴饮,宴会上吟诗作赋,品评时人,非常有雅趣。

王朗非常推崇华歆,于是他也把自家子侄召集在一起宴饮,人毕竟都有上进之心,王朗想必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偶像华歆靠拢一点吧。

谁知道名士张华却评价王朗说:“王朗学的都是皮毛,反而离华歆更远了”。

这个故事非常生动,魏晋虽处乱世,但士人并不因时局的混乱而放低对自己的要求,而且在对德行修养的追求上,不浮于表面,更加注重的是内在,像王朗这样形骸之外的模仿,只能留下笑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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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

言语就是人的口才。

怎样才叫好口才,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的度,过之则不免被认为油嘴滑舌,《论语·阳货》中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没有把握好言语的度,成了花言巧语,失去了仁爱之心。孔子对巧言令色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却十分重视口才的重要性——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读书再多,让你去为政、去搞外交,却不能进行有效的交涉,那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言语也是孔门四科之一。

魏晋时期,士人就更注重言语方面的修养了,因为清谈是名士风度的重要评定标准,清谈出色,甚至可能一举跻身名流之列。但清谈绝不是堆砌华丽的辞藻,反而要求语言简约清晰,应对机敏迅速,只言片语间要有深意。

凭借让梨一事闻名天下的孔融,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大的6岁,小的才5岁,这个小儿子的言语就非常有趣。

有一天孔融正在午睡,小儿子跑去偷酒喝,被大儿子发现了,就问:“你喝酒前为什么不行礼?”小儿子回答说:“我这是偷,还行什么礼。”

酒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祭祀用品,地位比较神圣,普通人在喝酒之前,为了表达对神灵的尊重,通常要先行礼,在喝酒的过程中,也非常文雅,不能像现代人那样发酒疯。

孔融小儿子偷酒喝这个故事,就体现了魏晋时人在言语上的反应机敏,还颇具童真,有些无赖小儿被抓现行,强行狡辩的娇憨可爱。让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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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

政事指政务之事。

“学而优则仕”,是孔子门生的追求,只有入仕为官,才能实现心中那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务,是古代读书人和士大夫必修课之一。

为政之道,要勤政爱民、知人善任、以德为本,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但为政之法却要因时而异,不能照本宣科,在时局动荡的魏晋时期,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乱世如何遵循为政准则,《世说新语·政事》篇就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政治家们的风采:

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

山遐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孙子,他当东阳太守的时候,由于当地法令松弛,所以他就改用严猛的政令,一时间整个山阳都变得肃然有序。后来山遐卸任,王濛就向简文帝要求继任,他的为政措施是“和静致治”,就是用温和的做法,达到安定清明的目的,因为之前山遐已经用过严苛的政策了。

治大国若烹小鲜,松弛的时候,采用了严苛的法令,达到了目的之后,又采用温和的手段,这是魏晋政治家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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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中国文学以礼乐为核心,文学最先就以口头形式呈现,与音乐联结在一起演唱,叫做口头文学。后来孔子整理《诗经》,成为我国最早的书面文学,先秦时期凡是以文字记录的作品都叫文学。

魏晋时期,士人以任放为达,摒弃了刻板的经学,转向老庄之道,清谈就以虚胜玄理为主,所谓“正始之音”。学术思想也在此时活跃起来,文坛呈现了非常自由的景象,一大批文学家就诞生在这个时代,如三曹、谢灵运。

最让人惊讶的是,在魏晋时期,哪怕是一个婢女,也要求知书达理,著名经学家郑玄,他采众家之长,开创郑学,是为“天下所宗”。他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不注重儒家那一套节操,魏晋清谈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破除礼教束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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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家中的奴婢,就要求必须读书,否则就要挨打,有一次一个婢女没把事情做好,就被郑玄丢进泥潭中,这时候另一个婢女走过来问:“胡为乎泥中?”她回答道:“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可别小看这两个侍女的对话啊,问者之语出自《诗经·邶风·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原意是说,天黑了,你为什么不回家?若不为君王,何以陷入泥浆之中?这本是君王流落在外,随从劝他归国的一首歌,婢女随口就引用一句《诗经》,借以问询。

对答之语出自《诗经·邶风·柏舟》: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这首诗歌原本是妻子不被丈夫喜爱,所流露出的苦闷之情,郑玄家婢女借此用来表达对主人的不满,简直信手拈来。

就连两个普通的婢女都能有如此深厚的文学修养,可见当时的文学风气有多浓重,魏晋能培养出蔡文姬、谢道韫这样的大才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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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先秦百家争鸣是学术思想繁荣的时代,魏晋继承了百家之风,开创了又一个空前繁荣的学术时代,在两个时代的碰撞下,产生的火花,成就了后人向往的魏晋风度。

在今天这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时代,无论是先秦百家的学说,还是魏晋的文化内容,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不符合现实,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以德为本的文化根基,是不会改变的,现今的人们在说到魏晋风度的时候,往往着眼于五石散、清谈等外在层面,而忽略了名士们内在修养上的真风流,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殊不知,内外相称,表里如一,才是先贤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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