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令人向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留给我们一片云山雾罩。西周之后的时代，留下很多记录，拿东周来说，至少有“春秋三传”、《战国策》和《国语》这些，外加诸子丰富的言论。再往后，就更不用说了。但西周不一样，西周不是没有记录，《尚书•周书》里基本都是关于西周早期的，还有一本《逸周书》，当然《诗经》也勉强能算一部分。以这些文献为底本，司马迁凑合写了《史记•周本纪》（但很遗憾他没看过魏国史官编的《竹书纪年》）。但这些文献有两个特点，一短二散，主要的人物、事件都有提及，但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叙述。比如，“烽火戏诸侯”事件，在陈述上就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
周秦铜车马
但西周的历史并不贫瘠，它有很大一块埋在地下——青铜器上的铭文。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了一个很好的习惯，遇事时，喜欢把大致经过刻在泥范上，然后倒模浇注成青铜器。比如，谁替周王打赢了一仗，赐一个大鼎，上面就写谁在哪里大胜，俘虏了多少人、车、牛、羊和马。历史上到今天，这样留下铭文的青铜器被发掘出来的相当多，铭文也相当丰富；而且，大部分铭文都能和传世文献中的人名、事件对应上，这就给《尚书》之类古奥难懂且字数有限的文献提供了颇为充分的验证和补充。于是，有人试图利用青铜铭文结合文献，重建一部《西周史》。
然而，这种尝试有一个挺尴尬的不确定性。西周人的确留下了大量的青铜器，可还有多少长眠于地下？正当研究者依靠现有的金文材料，整理了翔实、完整的西周史事，还没来得及出版，不知哪里又挖掘出了非常重要的贵族墓地，出土了铭文丰富的精美青铜器物，就很可能对研究者的结论和判断造成致命打击。那么，作为古史研究者，我们除了要严谨对待已出土的金文文献外，免不了还要问一句：西周人哪来那么多铜原料制作青铜器呢？
南金！南金！
一般认为，离周人活动区域最近的大型铜矿位于晋南的中条山，迄今仍是重要的铜矿石产地，这或许是周武王把儿子唐叔虞分封在晋南的一个因素。但考古研究显示，构成西周大量青铜器的铜矿石原料并非来自靠近西周核心区域的山陕等地。事实上，今天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矿料，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平原周边，这里仍是中国最主要的铜矿产地，这一地区的大冶、瑞昌、德兴、铜陵铜矿还在继续开采，而且保留了大量商周以来的遗址。
铜岭遗址实景
研究人员甚至模拟出商周时代获得江南铜料的路线，就是从河南信阳穿过大别山，出豫、鄂之间的武胜关，途经武汉——北京到武汉的高铁也走这条路——就可以一路向东抵达江西的瑞昌、铜岭等矿区。（但另一项基于“铅同位素考古”的研究显示，商代的铜、锡、铅等矿石来源可能还要远到长江上游的滇东北一带。）可以肯定，西周人最早接替商代的统治时，也继承了商人在长江流域的采矿业，当然，铜矿的开采者和运输者都是当地人。
大量文献也证实了周人对铜料的品味。《周礼•夏官司马》提到“东南曰扬州”时，认为该地“其利金、锡、竹箭”，这和《尚书•禹贡》描述“淮、海惟扬州”的贡赋时，将“惟金三品”置于淮河流域人群贡品的首位基本一致——这里的“金”就是铜料。
当然，贡物不是白给的，谁替周王负责征收这些铜料呢？据《逸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在成周（洛邑）接受四夷贡献时，“周公旦主东方所之”。周公不但擅长“解梦”，还是成王的叔父，第一代鲁侯伯禽的父亲，成周洛邑的营建者。事实上，周公及其后裔都肩负着为周人征集南方铜料的重任。春秋时期，周公的后人鲁僖公在《诗经•泮水》说自己仍能“既克淮夷”，并提及淮夷进献的宝物——“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即大龟、象牙和南方的铜料。
现在，除了为周人掌管铜料征集的鲁人外，还知道这些原料的更下级来源——淮夷。至于铜矿的直接开采者，显然是生活在鄱阳湖平原周边的原住居民。不管怎样，周人认准了淮夷就是铜料的源头，可淮夷愿意老老实实地献上铜矿原料吗？答案是否定的。“既克淮夷”中的“克”字生动地表现了周人维持铜料的手段。这不是一个关于礼仪和朝贡的故事，慑于周人的武力，淮夷只有源源不断地献上周边地区的矿物资源。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量凝聚了淮夷血汗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周人与淮夷诸族间的大规模族群冲突，从周昭王、穆王时期后便屡见于西周金文，比如《录（冬戈）卣铭文》提到：“淮夷敢伐内国……”虽然，周人方面的铭文记录总是把自己描绘为正义的一方，把淮夷呈现为犯上的“叛乱者”，却从来不提淮夷叛乱的理由，而仅仅表示，淮夷们再次为自己的不轨缴纳了多少悔过的“吉金”，“大赂南金”中的“赂”字仿佛就是淮夷们屈辱的罚单。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我们或许应该明白，这些加倍的“罚金”反过来构成了淮夷下次叛乱的理由。
“六师”的妙用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淮夷？当然，越往后，周人在淮夷那里就越难讨到便宜。在西周绝大多数时间里，不管是否打得艰难，如《禹鼎铭文》所述，即使经历了“国人暴动”，可周厉王在对噩侯驭方及南淮夷、东夷的战斗时，胜利还是站在周人一边。
禹鼎铭文
比淮夷更能体会面对周人时那种痛苦的无助感的，就是商纣王。《周本纪》提到，当年武王和姜子牙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外加“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等西土八国面对纣王的大军时，商、周一交兵，然后，然后就没了。因为，虎贲、甲士以及八国的人力资源纣王也有，唯独差了“戎车”。戎车，就是《诗经·大明》里的“檀车煌煌，驷騵彭彭”——四匹马拉的战车。的确，有人会说，殷墟车马坑里还躺着若干辆马车呢。但考古证据已有定论，商人本身没有驯马的记录和遗迹，包括车马坑里马骨在内的商代中晚期马匹遗存，都是外来输入的。所以，殷墟车马坑里的马骨和车轱辘，很可能就是商代晚期所拥有马匹和战车的全部，基本上是从周人那里进口的。坦率地说，纣王不会没驾过马车，但要用马车交战，他还真没那么多。
这样的问题，淮夷也遇到了。与噩侯驭方一战中，周人打得非常艰辛，连精锐“西六师”和“殷八师”也没打赢。但随着周厉王派遣武公率“戎车百乘、斯御二百、徒千”（兵车百辆和徒御—千二百人），最终胜利了。按理说，淮夷应该不缺人，缺的是戎车。而这就是周人对淮夷等东部人群所向披靡的关键。
西周车马坑遗址
再进一步说，戎车由两部分组成，驾驶装置和动力装置，制备驾驶设备的车架容易，只要有木料和手艺就行。但动力装置——马匹——不是哪里都有的。古人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认为，马是“火畜”，喜欢高寒的环境。这是一种认识误区。理论上，马能生活在任何合适的海拔和纬度。但是作为一种有蹄类动物，多雨和圈养环境导致的“腐足病”等有蹄类常见病，客观上限制了马匹在平原低洼、多雨环境下的大量繁殖（黄牛、绵羊、山羊亦然，水牛除外），尤其是畜牧技术相对薄弱的古典时代；相反，在寒冷、干燥的高海拔地区，马匹能健康地生活。和东部人群相比，周人生活的黄土高原不但更适合马匹繁殖，也更接近漠南草原等牧场。有了马和车，不管是淮夷还是东夷，一切都好办。
不过周人还有个问题必须解决，我们都知道周天子有“六师”，比如《竹书纪年》提到，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虽然不清楚“一师”要配备多少辆战车，但按照一辆战车四匹马的基本配置（南宋陈博良在《历代兵制》中设想西周“王畿千里，车万乘，六军递用千乘”可能太多了），常备这些部队需要保有的马匹数量就相当可观了。
而“六师”中大量用到的马匹，就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竹书纪年》记载，周厉王的父亲，周宣王的祖父夷王，就曾“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伐戎的理由是“夷王衰弱，（太原之戎）荒服不朝”，参考不贡“南金”就遭周王讨伐的淮夷，那么“获马千匹”显然不是战利品，而是直接目的了。这个“太原”不是今天的同名地点，而是宁夏固原一带，这个泾水上游高广空寒的高原，也是后来频频为宣王、幽王提供戎警的猃狁的故地。同期的《虢季子白盘铭文》提到，周夷王还命虢季子白，率军在洛河的北部击败过猃狁，不同的是，这次只有斩首五百、俘虏五十，没有获得马匹。这次事件被记录在表彰虢季子白的青铜器上而流传下来，而制作这件铜器的矿料很可能来自淮夷。
周人此时对猃狁/犬戎还保持了足够的胜率，一方面是因为周人组织有序，军队阵容庞大、兵员充足，另一方面他们控制着东亚最丰富的战略金属资源。那些源源不断流入西周腹地的青铜原料既可以被加工成赏赐诸侯，彪炳功勋的重要礼器，也可以锻造为持兵、车右之徒手中的兵器，或是马具、车具。两者的有机结合决定了此时是周人屡屡击败猃狁，并夺取了后者重要的生计资源——马匹。
周天子的事业
南求铜料，北索良马，理论上看，这的确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业。正是这种完美的运转，使得此时的周人尚能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我把这种策略概括为：以犬戎之良马胜淮夷，以东夷之利兵克犬戎。然而，胜利并不总是站在周人一边，淮夷和犬戎也不会永远都是周人随意征服的对象。
淮上之地位于东亚中纬度偏南湖、河发达的平原地带，泥沼与溪流总有一天会羁绊疲惫的马蹄和松弛的车轮。“丧六师于汉”，南征不返的昭王在生前最后的时刻，或许对此最有发言权。一旦发生“西六师”、“殷八师”同时被敌的情况，兵员和战车（战马）的损失，就会越来越紧迫地将递补需求，困扰着西周的“国人”和犬戎，并将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反射到周人自身。依靠武公的戎车击溃噩侯驭方的是周厉王，但最终被“国人暴动”推翻的也是他，有人认为是堪比虢石父的荣夷公“好利”所致，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因果逻辑存在诸多缺环。
不管怎样，解民于倒悬，还是越陷越深，是西周诸王留给子孙的难题。就在寻求解答的道路上，西周君臣渐渐动摇了自身的根基，为东亚舞台上新的主角铺设了登场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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