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篇目增加，有人会直觉反应:背诵压力又增大了。在许多人看来，古诗词自然联系着背诵，此外的诗歌世界似乎与小学生无缘。“小朋友理解不了，先背下来当作积累”大约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这一认识实际上反映了两个问题:小朋友真的理解不了诗歌的涵义吗?古诗背下来后，诗歌教育的任务就完成了吗? 我们在学生时代可能或多或少都曾经历过同样的“背诵危机”，“小朋友理解不了诗歌”的观念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当代人与古诗词的隔阂。究其根源，可能正是学生时代的盲目背诵造成了人们成年后对古诗词的畏惧。现在，再面对孩子的诗歌教育时，家长们的手段可能依然只有简单粗暴地要求背诵。 当传统文化全面复归，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感觉隔阂的古诗词会如此自然地存在于古人的生活中?也许回到诗教传统当中去，可以寻得答案。 “手舞足蹈”的诗教 说起来，“诗歌”这个名字本身就昭示着诗的起源与歌唱活动是一体的。最早的诗歌可能仅是祭祀仪式中人们自发的、与上天沟通的一种方式。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成为周王朝统治的基础，诗、歌、舞的组合被纳入了礼乐文化的国家结构之中成为了有着具体使用场合的仪式。 那时的诗实际上都是仪式乐歌所用的歌词。仪式时有由贵族子弟组成的歌队演唱诗歌。婚礼时歌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大宴群臣时则歌唱“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不同诗的用于不同的场合。 诗教作为礼乐教育的一部分，极具实用性，那时候的诗教大约就是在唱着歌、跳着舞的过程中进行的。《诗大序》在描述诗歌起源的时候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种唱着歌、跳着舞的诗教与仪式不仅是为了开心，而是有着加强心理认同的深层目的。通过《诗大序》的描述，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心理认同的建立并非来自硬性规定，而是在手舞足蹈的仪式中形成情感共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心。 《周礼》中记载，负责贵族子弟也就是国子教育的是大司乐。乐教是主要的教育科目。乐教的内容是综合的，包含乐德、乐语、乐舞。以德为先，这是此后几千年传承的以诗教为基础的教育体系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乐教或诗教，首要目的是培养完善的道德。乐语之教实际上就是诗教，包含兴、道、讽、诵、言、语。其中“兴”为发兴，“道”为引导，这两条是说对诗义的理解。 《论语》中记载，有一次子夏向孔子请教《诗经·卫风·硕人》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这几句描绘的是美人微笑、目光流盼、光鲜亮丽的样子，其中“素以为绚兮”容易让人困惑，“素”是素色，“绚”是彩色，一张脸上又是素色又是彩色是怎么回事呢?孔子用四个字回答子夏:“绘事后素。”也就是说在白净的底子上才能更好地描绘美丽的颜色。 子夏接着又问道:“这是说礼在后吗?”子夏这一问由诗歌的字面意思联想到了人的道德修养，人在高洁道德的基础上学习礼仪，就像是在白净的底子上描绘美丽的颜色。孔子听到这话感叹道:“启发我的就是子夏啊，以后可以与你谈论诗了。” 诗歌与文章不同，往往通过形象来表达诗义，所以联想力和想象力的运用对于理解诗义非常重要。孩子对于诗歌的理解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差，或许也可以用“绘事后素”来解释。因为心境单纯，所以孩子对诗歌形象的感受更加鲜明，对诗义的联想与想象更加丰富。乐语之教的接下来两条里，“讽”是背诗，“诵”是诵读，也就是诗歌的记诵练习。这是现在小学生最常用的学诗方式。“言”是发言，“语”是回答，这两条是说诗歌的运用。诗歌教育的普及，形成了贵族阶层共同的文化基础，从西周中期开始，人们在交往中越来越多引诗、赋诗。于是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如果不学诗，就听不懂别人说话，没法与人交谈。这实际上诗歌教育普及的一种自然的结果。 兴、道、讽、诵、言、语，为我们勾画了完整的诗歌教育的图景，依然适用于当下。“兴”与“道”作为诗歌教育的起点，是最需要老师介入的部分，是“讽、诵”(记忆)与“言、语”(运用)的基础，却恰恰是当下学校诗歌教育最缺乏的。要补足诗歌教育中的“兴”与“道”，则首先需要老师们对于诗歌更加深入的认识，以及诗教理念的更新，或者说是诗教理念的回归。 弥漫着诗的唐代 唐代，毋庸置疑是一个弥漫着诗的时代。这时期诗歌的繁荣与统治者的热衷有关，也与诗歌发展至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有关，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在诗歌发展史上，律诗定型于初唐，而为律诗制定规则的沈佺期、宋之问恰恰曾担任科举考试的考官。所谓“文无第一”，文学创作方式千差万别，很难统一标准断言孰优孰劣，而考试就需要一个客观、可衡量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律诗的标准。科举试诗诗体是五言六韵十二句的排律，于是文人们大力作五言律诗。律诗在唐代的迅速发展与科举考试不无关系。 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实际上就是少年时准备科举试诗的习作。这时代的很多诗人都有很小年纪开始作诗的记录，比如骆宾王的《咏鹅》传说是其七岁时写的，杜甫说自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王维则“九岁知属辞”。诗人早慧并非因为某种基因突变而使这个时代诞生了很多诗歌天才，而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科举规则使然。 在唐代，诗歌并不只是精英文化，而是一种全民狂欢。中唐传奇小说集《集异记》中记有一则轶事:开元年间的某一天，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一同在旗亭饮酒。这时候来了一些梨园伶人在宴会上演唱乐歌。三人在一旁观看，并偷偷约定，伶人们演唱谁的诗作最多即为优胜。只听一位伶人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于是王昌龄笑着在墙上画一道标记，表明伶人们演唱了一首自己的诗。接着又有一位伶人演唱了高适的《哭单父梁九少府》，于是高适也笑着在墙上画一道标记。之后伶人又唱王昌龄的“奉帚平明金殿开”一诗，这时王之涣有点坐不住了，强撑面子道:“这都是些俗人，岂能唱阳春白雪的曲子。”他指着伶人中看起来技艺最好的一位说:“如果这位唱的还不是我的诗，我以后就甘拜下风，再不敢跟你们比高下。” 过了一会儿，这位伶人果然唱道:“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则轶事本身可能出自演绎，然而，宴饮娱乐时演唱诗歌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这自是无疑。 现藏于湖南博物馆的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壶上写的一首诗也许能让我们更真切感受诗歌是如何弥漫在唐代人的生活中的。这首诗写道:“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哢春声。” 春天的池水、小草、人、鸟儿，毫无修饰的白描，语言随性得像随口吟出，却将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灵动自然、音韵和谐。这是一个全民皆能诗的时代。孟郊《教坊歌儿》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 唐代的人们浸润在诗歌的世界中，诗歌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些流传千古、后人无法企及的诗歌与诗人之所以诞生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正是因为有如此丰厚的诗歌土壤的滋养。 《唐诗三百首》与“香菱学诗” 在唐诗的高峰之后，宋人在继承的基础上尚能开辟新境，此后的世代便只有膜拜的份儿。人们渐渐只认得唐诗，顶多捎带上宋诗，其他时代都变得不再重要。明清的诗歌教育相当发达，流行的诗歌启蒙教材很多，比如蒙学诗歌选本《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以及专门训练格律诗声韵属对的蒙学教材《声律启蒙》《笠翁对韵》《训蒙骈句》等。然而，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之下，诗教也走入了较为狭窄的末途。源远流长的诗歌历史中却只学唐诗，唐诗中又只重律诗，一开始写诗便对对子、抠字眼，钻入细碎诗法。 用当时流行的蒙学诗歌选本举例来说，《千家诗》除了唐诗，倒是多选了宋代的诗，却只入选律诗而没有其他诗体。《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孙洙批评《千家诗》说:“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 除了质疑《千家诗》选诗的鉴赏力，还认为选诗的诗体只有律诗和绝句太过狭窄。孙洙的《唐诗三百首》古体、律诗、乐府各体皆有，选择范围更广泛，学习者可以体会不同诗体的风格特点，书中对诗歌的点评，常常仅一二字点出词句间的勾连，简洁而有启发性，适合作为诗歌鉴赏入门。于是，它成为了流传最广泛、影响最大的古诗入门选本，从清代到现在，多少代人的诗歌启蒙教育都是从它开始的，以至于说起“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人们会自然认为指的是《唐诗三百首》这本书。然而《唐诗三百首》的普及却更将“诗必盛唐”推向了极端，人们逐渐淡忘了诗歌的历史长河，淡忘了唐诗自由开阔的面貌是来自整个诗歌长河的滋养。 在诗歌蒙学教育越来越死板的同时，也存在着有灵性的声音。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就常借着小说中人物结诗社、对诗、联句而展开诗歌创作，或者阐述自己对诗歌的认识。比如香菱学诗一节，曹雪芹借林妹妹之口讲起作诗的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这一套不拘泥于词句的说辞就见林妹妹的诗歌格局较开阔，有唐人风范。接着她又说起学诗的门径，香菱提及自己喜欢陆游的两句诗，马上遭到了林妹妹的否定，告诫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 林妹妹对于宋诗的轻蔑可见一斑，她显然是宗唐一派。林妹妹开出的学诗药方是先以唐诗打底:读王维的五言律诗一百首、杜甫的七言律诗一二百首、李白的七言绝句一二百首。有了这些底子再上溯源流，开阔视野，看看陶渊明、谢灵运、阮籍、庾信、鲍照等魏晋南朝诗人的作品。结果自然不必说，香菱循着林妹妹的法子，果然得以体会诗中三昧。不过，要说学诗视野的开阔，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比之林妹妹还要胜一筹。他主张要沿着诗歌发展脉络自上而下地学习，先熟读楚辞，然后读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乐府、汉魏五言诗，再读李白、杜甫、盛唐诸家的作品。当然，今天我们的诗歌视野还可以更开阔一些，宋、元、明、清、近代也都有代表时代的佳作值得我们去了解。 当科举时代结束，工具性学科的现代学制建立，传统诗教人文精神培养的意义逐渐消弭，语文教育在过去的一百年中逐渐趋向于工具性，更多承担着训练语言文字技能的任务。影响中国人至深的古诗在最近的一百年中渐渐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人们习惯了对于古诗敬而远之，残存的诗歌启蒙教育也在与生活的疏离中变得只剩下机械记忆。 林语堂曾说，诗歌在我国代替了宗教的作用。诗歌是深植于中国人心中的精神滋养，如果说我们曾无意中远离了这种精神滋养的土壤，那么现在中小学语文教育增加古诗词和传统文化内容的新倾向，实际上显示着回归中国古代诗歌土壤的努力，也是传统诗教人文精神培养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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