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众多青铜器中,最重要的要数青铜鼎了。
在青铜器时期,金属冶炼技术并不像今天这样成熟,要练造一口鼎绝非易事。“物以稀为贵”,经过多道工序艰难练就的青铜鼎自然被委以重任,它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因为其“三足中空”的缘故,也被用来作烹饪的器具,很多与“烹饪鼎”有关成语就是最好的证明,例如钟鸣鼎食、人声鼎沸、笙歌鼎沸等。
据文物学家考究,青铜鼎是从远古时期的陶三足锅、三足釜演变而来。然而,最初只是用于烹煮食物的鼎,后来才逐渐用来做宗庙祭祀。在极其重视“仁义礼智信”的古代,祭祀祖宗是头等大事,尤其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天子更是把祭祀作为国家大事。
目前,在众多已出土的青铜鼎中,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已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被称为"镇国之宝",是国家一级文物,目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也称司母戊鼎),全名为后母戊大方鼎,是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产物。因鼎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厘米,壁厚6厘米,通高133厘米,重达832公斤。
“司母戊”呈立耳、方腹状,并且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tāo tiè,神话中一种贪残的猛兽)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
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青铜鼎,其命名过程也同样充满传奇。
“司母戊鼎”的命名和文学家郭沫若有直接关系,当年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无独有偶,和郭先生同一时期的著名学者罗振玉也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司母戊鼎”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有不少专家学者并不认同这一命名,所以关于“司母戊”名字的争议也一直不断。
文革前夕,考古专家决定重新探讨铭文“司母戊”中的“司”字,一些学者认为此“司”字应为“后”字。认为是“后”的专家学者,是根据商代甲骨文及有关辞例得到佐证。
经过学术界的探讨后,更多人赞同其为“后”字。2011年3月28日,新国博正式向参观者推出标牌名“后母戊鼎”。
时间回到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培文和家人在野地里探宝时,首先发现了后母戊鼎。此时正是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为了防止日本人发现,吴培文立即召集了40多个村民,在晚上动工挖掘,他们连挖了三个晚上,才把这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从13米的地底下挖上来。
不久之后,日本人还是听到了村民挖到宝物的风声,听到风声后的日本人多次来到村庄,企图抢走宝鼎。为了保护鼎的安全,吴培文他们多次与日本人斗智斗勇。无奈之下,最后村民们将宝鼎秘密托付给乡亲父老,他们一行逃离村庄暂时避难。吴培文等乡亲为保护后母戊鼎,在吴家大院三次转移埋藏地,最终将其埋藏在吴家大院东屋,免遭日寇掠夺。
吴培文和村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日本人斗智斗勇,并且取得成功,他们才是宝鼎的真正守护者,才真正为人们所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