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手记：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 有人爱公瑾， 有人疼孔明，有人偏心伯约，偏偏很少有人关注《三国志》作者陈寿。而正是藏在三国英雄背后的陈寿，奉献出了最立体的乱世人物群像。其实陈寿也有自己的爱恨和遗憾，他更有卓越的史德—不凭个人的好恶来臧否人物，将三国英雄的喜与悲，功绩与缺点不加粉饰地记载下来，英雄的人性在这样的秉笔直书中熠熠生辉，作史者的风范却在这样的隐身中逐渐显现。
缤纷三国， 本是政客的天下， 儒生只需稍稍俯下身子，凭胸中丘壑，自可轻易戴上乌纱。但这个儒生却是个例外。他不是不想济天下，也不是不想建功业，而是有更重要、更迫切的事—修史—为一个时代立此存照。因此，他必须游离于政治旋涡，置身局外。只有这样，他才能慧眼独具，永保清醒。这个儒生，叫陈寿。
沉潜时光
陈寿是蜀国人，籍贯不能选择。那时的蜀国，已是江河日下：皇叔刘备病死；皇二代刘禅沉迷于犬马声色，毫无斗志；诸葛丞相欲力挽狂澜却力不从心。父母也不能选择。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一个参军，马谡失街亭被斩，陈父也被施以髡刑（剃发），逐出军营。古人至孝，讲究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得损伤。陈父受此大辱，心灰意冷，回老家耕读侍亲去了。不能选择的人生，陈寿却活出了精彩，只因他遇见了谯周。
谯周号称“蜀中孔子”，是长江学者，经常上蜀国的《百家讲坛》。讲文化、讲历史，更讲人生，台上精彩纷呈，台下粉丝无数，刘禅和陈寿就是其中两个。刘禅不仅是鼓掌献花的观众，还是谯周理论的实践者。
后来， 当魏军兵临城下时， 为保全一国百姓，刘禅采用了谯周的建议，举城投降。谯周此举毁誉不一，有称之为智者的，有骂其为奸佞的。但陈寿幼时，谯周还不是这等有争议的人物， 只是一个纯粹的大学者，一个通晓历史的达人。陈寿有幸，遇到了谯周。
其实，陈寿遇上谯周，像是历史的宿命：往事不堪回首，陈父心灰意冷，却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一无所有，所幸有儿子，他相信，有一天，儿子将会用笔还他一个公道。于是，18岁的陈寿进入成都太学，见到了同郡人谯周。谯周教给陈寿的，不仅有史识，还有史德。他们在努力构筑一个和谐学术社团，哪怕只是乌托邦。只是，谁能抗得过历史的车轮？公元263年，风雨飘摇的蜀汉终于灭亡。
那时，陈寿31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年龄。但他是亡国遗民，而且是一个具有史学精神积淀的遗民。谯老师劝刘禅降魏乃是为江山百姓计，不得已而为之；至于他，却不能效颦来谋前程。他只能留在故乡南充，用前人的皇皇巨著为自己筑一道长城，无论是风沙还是风月，似乎都与他无关了。
只是，世事沧桑，几年后西晋代魏，蜀国的恩怨情仇又淡化了许多。此时，西晋为示大国风度，向蜀国遗民伸出了橄榄枝。陈寿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了过来。他的肩上，承担着父亲和老师太多的期望。
公元268年，36岁的陈寿赶赴洛阳。
修史岁月
一时间，前程就在眼前，仿佛唾手可得。
然而，在官场混并不那么简单。一个潦倒落魄的政权，它的文化只能是边缘和另类的，新生的政权再开放再包容，对之也心存芥蒂。陈寿当前要做的是，尽快熟悉西晋的政治生态，找到一个靠山，站好队，然后完美无间地融入进去。
司空张华无疑是最好的人选。张华是当红政客，还是西晋文坛一哥。更妙的是，他喜欢当伯乐，尤其是，来人以文学的名义。陈寿的到来，使张华看到了融合晋蜀文化的可能，他欣然挽起陈寿的手臂，像挽起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没有料到，陈寿会带给他更多的惊喜。陈寿也从张华的眼中看到了答案：仕途像春天的田野，一路旖旎而来。果然，在张华的举荐下，陈寿历任佐著作郎、著作郎，甚至中书郎。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至此，三国归晋，天下统一。滚滚长江，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一壶浊酒，真的便可销尽千古闲愁？江渚上，多少白发渔樵，恐怕不是想当隐士， 而是为了隐藏一段青春的记忆。而这段记忆对陈寿来说，是一根鱼刺，他吐不出咽不下，鲠在喉中，是一种难言的痛。父亲那沉郁的目光、老师那复杂的眼神……让他低回、让他惊悸、让他汗流浃背。
他终于决定： 要以笔为刀， 为那段记忆塑像，去还原英雄，还原战争，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桃园结义、赤壁论剑、战场捭阖、宫闱斗法……石屑纷飞，《三国志》渐露雏形。而陈寿也在传诵中声名鹊起。
他不会知道，很多年后，三国会成为演义、成为文化、成为江湖；而他则是这个江湖的开创者，是三国文化的注册商标。
《三国志》杀青，张华、夏侯湛两个好友也来炒作。张华的炒作词质朴经典：“当以《晋书》相付耳。”夏侯湛长得好，学问大， 更是行为艺术家： 见了陈寿的《三国志》，他一声不吭，径自把自己写的史书毁掉了事。
饶是陈寿多才如斯，西晋却并没有真正重视他。张华举荐他为中书郎时，政敌荀勖就力阻此事。不只是荀勖，整个西晋政坛，对陈寿都颇多微词。陈寿先是不屑，继而却左支右绌，渐显不支。
躺着中枪
其实，一开始，陈寿的声名就不佳。早在蜀国，他就屡遭贬斥，不为别的，就因不肯阿附权宦。这当然是魏晋风度的余绪，看似吃亏，实际上是风险投资，总有一天，特立独行的人要中头奖的。
但魏晋风度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恪守孝道，父亲去世，理应守丧，要厌美食、绝声色，弄得人形鬼面、形销骨立。偏巧他守丧时得病，让婢女捧药丸服侍，结果犯了大忌，成了人民公敌，人人欲骂之而后快。
后来，陈寿的母亲病逝于洛阳，母亲体谅他，不想让他瞎折腾，扶柩还乡，临终遗言令他就地安葬。陈寿听话，就把母亲葬在洛阳郊区的邙山，却不料给更多人以口实：不为父亲守孝在前，让母亲埋骨他乡在后，陈寿可谓不孝男人中的极品，单是学问好有什么用？！
对这种公共痰盂，谁都想唾上几口，以显示自己道德高超。近三百年后，连房玄龄编《晋书》都忘不了拿陈寿调侃一番：陈寿借修史之便，向丁仪、丁廙索取千斛米，丁氏兄弟不予，陈寿竟不为其父作传；诸葛亮父子与陈家有恩怨，陈寿为其作传，竟随意涂抹，说“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矛头直指陈寿的史德。
陈寿躺着也中枪，自然无语。好在老师谯周早就给他打过预防针：“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上天不会总眷顾同一个人，一些烦扰，就权当是副产品吧。
其实， 这些非议和指责， 只是表面现象， 深层的原因是： 陈寿是蜀人。对西晋人来说，蜀人和吴人都是外人，是被征服的民族，是二等公民。政治上的无能只会导致文化上的日薄西山，而不是别的。蜀国的陈寿、吴国的陆机，都被如此对待。这种地域性的文化歧视，却冠之以道德的名义，未免荒唐，但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陈寿他们不可能为自己辩解。
历史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留白艺术，它竭力宣扬的不过是过眼云烟，它竭力要隐藏的恰恰是事实真相。而这种“被失语”现象，往往比浓墨重彩更惊心动魄。
笔尖江湖
其实， 也怪不得房玄龄， 他们只是时代的传声筒。在专制时代， 任何有个性的独唱，不是消失，就是被融入大合唱，除此外， 别无选择。幸好陈寿有作品， 铁证如山，这才是他为自己辩诬的呈堂供词。
陈寿虽无法辩解， 但他的史德毋庸置疑，且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太妖魔化，撒豆成兵、呼风唤雨；陈寿笔下的诸葛亮则要真实得多，他有功绩、有缺点、有人性，却没有所谓的神通，能作这样的史传，才是良史。
编纂《诸葛亮文集》，陈寿更是撇开成见，光明磊落。丁氏索米，是遗案，更是笑谈。天下富贵者多的是，陈寿如果要索贿，焉能只向丁公一人索，索要的又怎能只是大米？以陈寿不阿权贵的秉性，这显然是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
陈寿最纠结的是，没能为父亲立传。陈父受马谡牵连，一生落魄潦倒，郁郁不得志，只希望儿子能还他一个公道。
但陈寿做不到。修史有修史的规则，他可以粉饰历史，但不能歪曲历史。为尊者司马氏讳，已是良心不安，再为父亲翻案，还不如折了这支秃笔。他能做的，就是什么也不做：马谡有错在先，父亲作为参军，理应受到惩罚。对父亲，他连名字也不能提，父亲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士兵甲，如此而已。
不过，有这样优秀的儿子，陈父不会太委屈。这个儿子历尽千辛万苦，秉笔直书，把一个动乱的年代，演绎成一个人人传诵、虽身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江湖。对此，他大概只有自豪吧。
《三国志》成书后， 民间曾流传过手抄本； 多年后， 刘宋的裴松之也搭上陈寿的东风，为《三国志》作注。强强联合，果然天下无敌，三国风从此风靡天下，茶坊酒肆、青楼书院，但凡人聚处，三国是永恒的话题。一千多年后， 明朝的罗贯中也来凑热闹， 以一部《三国演义》为月光宝盒，穿越时空，穿越千年的风雨和梦想，来会那个叫陈寿的男人。
现在正是三国盛宴，政治、军事、商业的韬略计谋，无不盖有三国的戳记，真所谓“文也三国，武也三国”。其实，那个叫三国的江湖，更多的时候栖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在纷乱的世间，它是净土；在平庸的人世，它是点缀；对于贫瘠的人生，它是食粮。而这些遗产都来自陈寿，他以一支笔，为后人构筑了一个诗意的栖居地，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文/箜篌引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