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天河区珠村，游客在欣赏乞巧工艺品。广州人称“乞巧节”为“七姐诞”“拜七娘”，天河珠村的乞巧文化经过十余年的精心培育和传承发展，日渐成熟。

清代，七夕在《红楼梦》中找到了她最真实的归宿。《红楼梦》对七夕的描写很少、而且都带着所谓的“悲哀”和“不吉”的色彩，但其实，这些“悲哀”和“不吉”不过是把真相展现出来罢了。举两处为例：晴雯死后，宝玉作《芙蓉女儿诔》，说晴雯“楼空鹊，徒悬七夕之针；带断鸳鸯，谁续五丝之缕？”把七夕女儿的乞巧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女儿身上，让我们对这个节日有了真实的切肤之感：晴雯的针线活好，病中曾为宝玉补雀金裘，但她最终成为大观园各种势力矛盾斗争的牺牲品，空余一袭雀金裘，见证着七夕乞巧的悲哀。

而“不吉”，则与凤姐的女儿“巧姐”有关。巧姐的生日是七月七日，王熙凤认为这个日子不好，请刘姥姥给取个名字压一压。刘姥姥想出一个“以毒攻毒”“遇难呈祥”的名字—“巧姐”。贾家势败后，刘姥姥把巧姐救出来，正应了开篇判词后面的那幅画：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

此外还有黛玉在七月瓜果节因“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今日饭后无事，因欲择出数人，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可见七夕节的节庆活动在长期封建礼教的规范下被称作“乞巧”，但她的实际内容则要丰富得多，并不限于乞巧，在女儿们心中，她更多的是寄寓自己情感和愿望的一种方式。

习俗：生活、异域与新生

穿针乞巧、陈瓜果聚谈、看子等七夕节俗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密切，曾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南朝梁宗懔（约501年～565年）《荆楚岁时记》云：“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咸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可见南北朝时七夕节俗已普及至荆楚一带。

∧南京市瞻园，身着汉服的年轻人在穿针引线。

宋代，七夕风俗大为改观，不仅节日气氛空前热闹，而且出现了泥孩儿摩罗、谷板、种生等很多前所未有的节物。刘宗迪先生在《摩罗与宋代七夕风俗的异域渊源》一文中指出，“宋代七夕崇拜摩罗的风俗可能来自波斯和更为古老的巴比伦——古巴比伦人在万物盛极而衰的夏至之际悼念植物和谷物之神塔穆兹（Tammuz）的风俗，在上古时期传遍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在希伯来《圣经》以及古希腊文献中都有记载。此种风俗随波斯人的统治传入中亚粟特国家，演变为当地七月初一到初七历时七天的‘哭神儿节’。隋朝侍御史韦节于公元605年出使康国亲历其事，并在《西番记》一书中留下相关记载。此种风俗在中古时期随入华的粟特人和祆教风俗传入中国。因其在节日风俗上与七夕有相通之处，尤其是节期恰好也在七月七日，因此逐渐融入七夕风俗，使宋代的七夕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异域风情。宋代七夕令众生痴狂的泥孩儿摩罗，就是脱胎于波斯的雨神提什特里雅（Tishtrya），宋代七夕的谷板和种生则是西亚阿多尼斯花园的变种，宋代七夕之所以呈现于迥异前代的异样风情，正是中古以降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此摩罗即《东京梦华录》中说到的“磨喝乐”。

∧七夕夜，北京什刹海荷花市场，市民共放孔明灯，祈求家人平安，有情人终成眷属。

清代时，国内各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进一步体现在七夕节俗的差别上。在东南浙江、福建等地区，由于七月七日还被认为是魁星的生日，所以七夕之夜魁星会跟织女一道接受人们的祭拜，以求科场功名、仕途腾达。康乾之际，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学者董天工《台海见闻录》卷二载台湾祝七娘、七夕拜魁星风俗：“七夕为乞巧会，家家设牲醴、果品、花粉之属，夜向檐前祝七娘寿。或曰：魁星于是日生，士子为魁星会，竟夕欢饮。”

如今，随着七夕被列为传统七大节日之一，这一“中国情人节”在一些名利之徒和商家的炒作下，引起了一些消费性的热闹和关注。但实际上与七夕节真正的“女儿”核心并没有太多关系，不但如此，真正的七夕节习俗，从清末至再次复兴之前，一直都面临着淡化、式微的危险：

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七月）七日，旧俗妇女陈瓜果‘乞巧’，今无”（广东《澄海县志》）；清光绪四年（1878年），“至‘乞巧’之说，或鲜有知”（浙江《浦江县志》）。民国时期，七夕活动逐渐衰微或消失的报道，屡见于书籍和报刊，“七日，旧传是夕妇女陈瓜果于庭‘乞巧’，然今已成往迹，无复有佞织女者矣”（民国二十年山东《临朐续志》）；新中国成立后，“七月七的乞巧习俗在乡间仍可见到，但大多已是年轻人的嬉戏逗乐，其情其景其神秘成分已甚淡漠”（刘永立主编《河南民俗》）；“现此俗已废，但‘七月七做果吃’之俗仍然在农村盛行”（余悦主编《江西民俗》）；“此俗现已绝迹”（尚洁主编《天津民俗》）。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七夕前夜，上千颗散落在地的“星星”和“月亮”的环抱中，牧民们燃起篝火，载歌载舞，喝酒聊天，并在酒罐上写下自己的七夕心愿，祝福美好的爱情。

令人欣慰的是，在甘肃省西和县，这样一个曾是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后来逐渐边缘化的地方，由于受外界影响较少，“乞巧”风俗得以原汁原味地传了下来。2007年，西和县被中国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2008年，西和县作为乞巧节的第一文化遗产地，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西和乞巧女儿节从农历六月三十的晚上开始，持续到七月初七晚上，为时七天八夜，将整个“乞巧”活动以一种心灵的秩序细分为坐巧、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七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伴有相应的歌舞：迎巧有《迎巧歌》，乞巧有《乞巧歌》，送巧有《送巧歌》。曲调多变，歌词内容朴实而直白，但不乏深刻：“天荒荒地皇皇，我请巧娘娘下天堂。不图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先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

在这七天八夜的时间里，即使平时家教很严的家庭，也允许女孩子到供巧娘娘的地方去。基本上都是十四五岁的未婚女孩儿，有时候也会请一些已婚的妇女参与，分享一些过来人的感悟。女儿们在经历了迎巧的期待、祭巧的凝重、娱巧的欢喜和卜巧的激动后，最后在《送巧歌》中“充满惜别之情，仿佛看见巧娘娘已经登上云头要离去的情景”……随着巧娘娘的离去，乞巧节也结束了，女儿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汇入命运的河流中。

∧日本，七夕，用灯笼装饰的神社。

七夕在奈良时代（710年～794年）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当地就有“棚机津女”的信仰，这一信仰的核心就是少女在河边一边织神衣一边等候神的到来。七夕传入日本后，逐渐取代了这一信仰，但少女在河边等候神的特点融入到七夕中。当时，受自然条件限制，日本物资匮乏，所以“乞巧奠”最初在宫廷贵族间盛行时，是以作诗和展示丝织品为核心的，以致宫廷内以贵族文人吟诗作歌、举行乞巧活动这种雅宴的形式蔚然成风，而且迅速波及文学、宗教、艺术、思想等领域。成书于奈良时代末期的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中，关于七夕的和歌多达130余首。

∧日本东京，民众庆祝七夕节。从江户时代开始，每年七夕，大人和孩子都会聚在一起，在五颜六色的长条诗笺上写下愿望和诗歌，连同用纸做的装饰品一起挂在自家院内的小竹子或外面设立的七夕许愿树上。

日本七夕和歌受我国七夕诗歌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但与中国文化善于以女性形象自比不同，日本七夕和歌着重描述的是男方的感情。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差别与日本当时的访妻婚制有关。万叶时代，日本女子婚后并不离开娘家，丈夫若想念妻子，需要到女方家登门住宿，反映到七夕和歌中，就是这种离愁别绪。而且日本文化精致的特点，也融入到这些和歌中，牛郎织女的恋情得到细致入微的描写：去岁银河渡，今来已变迁。夜深寻旧路，踏遍此河边——这种为恋情不辞千辛万苦的夯实是汉诗里没有的，汉诗里的感情比较缥缈。

∧日本，七夕许愿，希望能遇见一个好夫婿。

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七夕乞巧仪式结合了唐代供奉香花、以五色丝穿七孔针、在院子里做文章等习俗，供物品种繁多，“五色薄”“木绵”等纺织品居首位，用以祈祷织部司中织女们的技艺精湛。日本中世（12世纪末～16世纪末的幕府统治）时期，七夕节俗逐渐从宫廷向武家社会渗透；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七夕节俗向庶民阶层普及，人们将七夕节俗与竹饰相结合，把自己写在五色纸上的愿望挂在竹枝上，向牛郎织女祈愿，七月七日一早，会把装饰的竹枝放入水中、顺水漂流，洗去罪恶与污秽——至此，七夕已经完全本土化。

∧东京增上寺（Zozoji Temple），身穿传统浴衣的女孩端详灯笼。作为增上寺七夕节的一部分，大约4000个由学生制作的灯笼沿着模仿银河系的寺庙楼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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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载于《文明》杂志2019年01-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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