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短短百余年时间，便经历了汉魏和魏晋两次改朝换代。汉末清议至盛之时，士风昂扬，士人砥砺名节，虽然时局风雨如晦，但却依然鸡鸣不已。然而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巨大的，特别是在思想上的打击，导致士人群体从开始的坚持激浊扬清，秉持君臣大节到转向对个人和家族利益的思考和焦虑。
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打击很大
魏晋嬗代之际的社会现实，进一步提升了士人群体的这种焦虑。如何在乱世中给君臣名节和家族个人利益排序？是每个士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汉代儒学中的忠孝之论已经无法在这种社会现实的挑战和冲击下，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了。在这个社会思想和行为模式都在激烈碰撞的转型时期，士人群体在矛盾和纠结中，不得不有所取舍，也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有的选择激烈的抗争以全君臣名节，比如李丰、令狐愚等人，他们忠于曹氏，欲图发动政变或兵变来消灭司马氏，但是图谋失败，家族遭戮，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有的选择屈从现实以保全家族利益，如王沈，贾充等人，他们虽然背负了政治道德沦丧和“不忠”的骂名而为后人所不齿，但是其家族却因此日渐昌隆。
士人群体在矛盾和纠结中，不得不有所取舍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士人群体“退”和“进”这两种泾渭分明的选择之外，看似隐约还存在“第三种选择”，那就是“隐”。然而，在时代的大潮面前，真的可以隐于朝堂或者江湖，而置身事外吗？
一、寄隐于仕的阮籍
应该说，阮籍是魏晋之际一个较为矛盾的人物。正始初年，曹爽执政的时候，曾经征辟过阮籍为参军。然而阮籍和其他接受征召的人不同，他借口生病而予以推辞，并且隐于乡间。
《晋书·阮籍传》：
“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
阮籍不就曹爽之征，一年多之后曹爽就因为高平陵之变的失败而覆亡被杀，常常被世人认为是他富有远见的举动，其实这种看法其实这难免有些开“上帝视角”。正始十年之前，就曹爽和司马懿力量对比来看，曹爽集团其实处于明显的优势，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其实是一件行险之事。司马懿最终取得胜利，恐怕并非是当时的人所能准确预料到的，就连羊祜都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本非始虑所及”（《晋书·羊祜传》）。
阮籍借口生病不应征
既然阮籍这种不应征的举动，并不能被看做是一种对于曹马胜负预先判断的远见，恐怕就只能理解为托病避祸，想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明朗了。其实在正始年间，和阮籍一样选择隐退，称病来保全身家性命的士人不在少数。除了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羊祜，还有李丰、何曾、山涛等人。
然而值得说明的是，虽然何曾在高平陵之变后迅速倒向了司马懿，官至司隶校尉这样重要的职务，并且还参与了和司马师一起谋废魏帝曹芳的密谋。这依然不能说明当初何曾的称病隐退，就是和司马懿共进退，也是一种“远见”。
称病来保全身家性命的士人不在少数
何曾是否在曹爽执政时期，就已经倒向了司马懿，其实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我们看到魏明帝末年，司马懿远征辽东，何曾上书力劝曹叡在军中设置副帅，以掣肘司马懿。这种站在曹魏立场限制司马懿权力的建议，实在不能还将何曾视为是司马懿的党羽。朱晓海老师就曾经指出，不宜过度解释何曾的在曹爽时期不仕的行为，何曾当时的这种行为其实和山涛、阮籍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只是避祸而已。
由此可见，“隐”确实是当时不少士人群体的一种选择。在身家性命可能面临危险，或者家族利益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能“隐”则“不仕”，不求闻达但求自保，这种行为背后的道德标准，其实已经是一种变相地否定“臣节”，离“忠”渐行渐远了。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重新掌握大权，他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去世后，阮籍又为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从事中郎。应该说，阮籍在时代大势面前，终究还是避无可避。
阮籍的画像砖形象
《晋书·阮籍传》：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从《晋书》的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阮籍本来是颇有大志的，但是在魏晋之际这样特殊而又动荡的年代，士人面对的形势如此复杂而“少有全者”。关于这个“全”，有人理解为生命危险，而笔者认为这里可能更有“名节之全”的意味。阮籍在曹爽时为了避祸而不出仕，等到司马懿执政后又出来为官，这显然又和裴秀、贾充的这种见风使舵主动依附于司马氏的“积极进取”不同，阮籍的出仕更多的是一种迫于压力的无奈。阮籍现在为了保全自己，效力于司马氏，就很难再说是忠于曹魏，对于阮籍这种服膺儒教者来说，这样的“失节”，内心的煎熬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样的道德理想和现实政治胁迫的巨大矛盾中，阮籍既没有选择激进的抗争，也不想选择“同流合污”，于是就只能“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了。阮籍在这之后，就不再积极参与世事，在官期间“禄仕而已”，并且还自求为“步兵校尉”，原因只是因为步兵校尉营中有厨师善于酿酒，而且“有贮酒三百斛”，将自己的志向淹没于美酒之中了。
阮籍欲借酒而隐于时事
阮籍的耽酒毫无疑问是一种逃避，欲借酒而隐于时事。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阮籍是成功的。司马昭曾经想为司马炎求娶阮籍的女儿，阮籍竟然连醉六十天，让司马昭始终无从提亲，最后只能放弃此事；司马昭身边的大红人钟会曾经想套路阮籍，“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阮籍用酩酊大醉又逃过一劫。
然而，阮籍毕竟出仕了司马氏，终究还是不能真正超脱于世事之外。
《晋书·阮籍传》：
“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在魏晋嬗代的最后阶段，阮籍迫于压力，再也无法借酒自脱，还是为司马昭做了《劝进表》。今天的我们或许很难想象，阮籍是在何等的矛盾与纠结中写完《劝进表》的。欲为“隐士”而超脱君臣名节和家族利益之辩的阮籍，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他想“大隐隐于朝”，实际上是无法成功的。如果阮籍拒绝写《劝进表》，可能马上就会性命不保，其家族也会面临覆灭的危险。然而，在写下这篇《劝进表》之后的两个月，阮籍就黯然离世了。
“栖栖非我隅，惶惶非己伦”，阮籍的一生都在试图自我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以寻求内心的安宁。这一次《劝进表》确实临时充当了他保命的平安符，然而这一次他可能再也无法心安，《劝进表》最终成了他的夺命符。
对于无法言“忠”，只能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集团而言，藐视礼法的阮籍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政治难题。但是阮籍终究还是入仕了，虽然“隐”于朝，对司马氏不太合作，但毕竟没有公开退出司马氏集团。阮籍面对钟会的咄咄逼人，选择了“借酒发疯”这样的手法来蒙混过关，所以司马昭还是对阮籍予以了宽容，甚至未加惩治。
嵇康的命运更加悲剧
而同样面对钟会的嵇康，他的做法就“刚烈”的多，所以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
二、欲隐而不得的嵇康
相对于阮籍而言，嵇康其实更符合“隐士”的标准。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不久，就征辟阮籍为官。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在确定了形势的走向之后，竟然主动拜见司马师以获取仕途。嵇康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一个真正“隐士”的风采，他直接拒绝和司马氏的合作。并且对于投靠司马氏的钟会这种“不忠”无节之人不屑一顾，拒绝与其交游，还予以嘲讽和羞辱。
《晋书》：
“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
这段经典的对话发生在嵇康锻铁之时
嵇康想要远离政治，但是他尚长乐公主，成为曹氏的驸马，并曾先后官拜郎中、中散大夫，这些都显示着他无法真正脱离政治。山涛曾经向司马昭举荐嵇康出任吏部的职务，而吏部掌官吏选举，是一个具有实权的重要职位。嵇康不就征也就罢了，他本来可以婉言谢绝，至少不用跟司马氏关系搞得太僵。然而，嵇康却偏偏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来拒绝并明志，明确地告诉司马昭自己不愿意和其建立任何政治上的关系。张叔辽为讨好司马氏写《自然好学论》，嵇康又主动出击，写《难自然好学论》进行反驳；司马氏以名教治天下，嵇康偏偏写 《管蔡论》，“非汤武而薄周孔”；应该说，嵇康又想远离政治，做一个“隐士”，但是他又常常主动出击。这些行为在司马昭看来，无异是扮作“隐士”，而处处和自己做对的反对派。
嵇康的死，在正史中扑朔迷离，有人说他是因为牵扯进了毌丘俭的叛乱，也有人说他是因为钟会的诬陷。
《魏晋世语》：
“毌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
《晋书·嵇康传》：
“及是，（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嵇康被杀，广陵散也随之失传
本文前面曾经提到过，嵇康曾经因为钟会“无节”，而嘲讽过他，导致钟会记恨。所以就有了后来的钟会在司马昭面前进言诋毁嵇康，导致嵇康被杀。其实在笔者看来，嵇康固然是得罪了钟会，但是与其说是得罪钟会，还不如说是嵇康其实是得罪了司马昭。应该说，嵇康的悲剧之处就在于，他看似做出了疏离政治，尤其是魏廷中央政治的选择，然而他其实并未彻底远离政治。作为尚曹魏公主的人，嵇康其实也很难真正地和政治绝缘。最终，他还是成为了魏晋之际那个特殊时代政治的牺牲品。
嵇康的悲剧，正式宣告魏晋之际士人“第三种选择”的最终破产。
结语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的政治选择，面临着“忠孝之辩”对于自己的心灵拷问。也许是这种选择过于艰难，于是便有了如阮籍和嵇康这样的“第三种选择”。他们似乎不想靠近司马氏政权，但是又怕距离太远；他们不愿与司马氏同流合污，又不能处于其对立面。他们有欲图“隐”于政局之外的想法，但其实又是欲隐而不得。“竹林七贤”的最终分化和嵇康的悲剧，宣告了士人“第三种选择”的破产。在经过了魏晋嬗代这个社会思想和行为模式都在激烈碰撞的转型时期后，以家族利益为先的社会思潮最终成为两晋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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