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与酒有关的典故_关于酒的名句和故事

清圣浊贤

中国之酒源于何时，难以确考。世传有仪狄造酒之说，或杜康造酒之说，但仪狄为大禹时代之人，似为更早。其实，酒的发现、发明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晋朝人江统的《酒诰》说：“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然有此说，最早积于空桑或其他凹处的应是桃、李、杏之类水果，而非剩饭，所以最早的酒应该是水果类发酵之酒，而非粮食类发酵之酒。山间之猴，因食用发酵中的水果或汁液而如人般手舞足蹈，亦属发酒疯的表现。时至周代，酒制已成。膳夫统管之下已有酒正、酒人，酒正系管酒之吏，酒人系造酒之人。造酒这场所，也在庖厨之列。所造之酒有三酒五齐之分。原料为稻、黍之类。三酒为事酒、昔酒、清酒。事酒为因事之酿，时间很短；昔酒是可以短时储藏之酒，稍醇厚一些；清酒则冬酿夏熟，为当时酒中之冠。五齐是五种不同成色的酒，为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泛齐为酒糟浮在酒中，醴齐是滓、液混合，盎齐是白色之酒，缇齐是丹黄色之酒，沉齐是酒的糟、渣下沉。此五种酒是相对于清酒的浊酒。但不论清酒、浊酒、三酒、五齐都是发酵后直接饮用之酒。后世又经榨滤和装坛煎煮，有如今之绍酒，其酒精度数在20度以下，并非今之高度蒸馏酒。中国人、中原人是在元代后才开始大量生产和饮用蒸馏白酒的。

酒有清浊，味有薄厚。《庆子·胠箧》有“鲁酒薄而邯郸围”之语，乃是春秋楚王称霸，鲁、赵两国献酒，鲁酒薄，赵酒厚。楚之主酒之吏求酒于赵，赵国不与，吏怒便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于楚王，楚王因赵酒薄而发兵围邯郸。据此可知，酒在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那位管酒小吏想私得赵酒而不成，却引发了一场战争，不是赵国小气，而是好酒难得。酒从秦汉之后，多为官营，至北宋更为苛严。民间私酿，只能自饮，酒楼所售，是官曲自酿。但民间之酒多为浊酒，饮时筛与不筛均可，村野浊醪，饮酒食糟，自是一番情趣。但制酒甚耗粮，因此，凡饥荒、战争，政府便下令禁酒。汉末曹操主政，此公善饮，其名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流传千古。但碍于时政，禁酒甚严，时人因此颇讳酒字，于是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饮酒而醉称为中圣人，或称中圣，清圣浊贤便自此为酒之雅称。南宋陆游有句为“遣闷唯清圣，忘情付黑甜”，黑甜应为浊酒一种。但要说还是李白直接爽快，“已知清比圣，更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因圣贤而成仙，其确属性情中人，而“仙人”之外，“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布衣大众的所好。酒对于中国人、中国的餐饮文明、中国的文化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尽管千古至今，多少成败都与酒不可分。

汉代的酒点不着

史剧《大汉天子》中淮南叛军攻打长安，只见汉武帝身穿重铠，神情肃穆，把一坛酒浇在柴堆上，扔下火把，大火熊熊而起，蔚为壮观。壮观倒是壮观了，可这样的场面，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汉代的酒，根本就点不着。

宋代的大科学家沈括曾说，汉代的酒不过是“粗有酒气”而已———刚刚有点酒味，醉不倒人。酒的度数有多高，关键在使用什么样的酿酒技术。一般来说，用粮食发酵酿酒，

酿到10度左右时，酵母菌的繁殖就受到抑制，度数就上不去了。这时，再用压榨、过滤的办法，把酒糟和酒汁分开，得出的酒就是压榨酒，汉代的酒就是压榨酒，度数和今天的黄酒差不多。而那种五六十度的白酒，则是用蒸馏法酿成的，是利用酒精的沸点比水低的原理，提高酒的度数。在中国，蒸馏酿酒的技术在宋代才出现。因此，宋代人已经能喝上高度数的白酒了。

在汉唐，可没有蒸馏出的白酒，只有低度数的压榨酒———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人的酒量，看上去比今人大得多。更何况，古代的度量衡和今天也不一样，西汉的一升，相当于今天的0.3升多一点；东汉的一升，连今天的0.2升都不到；唐代的一升，不到今天的0.6升，古人的海量，按今天的计量单位来看，更是严重“缩水”的……

还说《大汉天子》，拍汉代的历史剧，导演安排用酒点火的情节，就是对酒文化缺乏起码常识———试想，真要拿十多度的黄酒点柴堆，不是犯傻是什么？

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公元96年）七月，宋太祖赵匡胤乱宴请禁军宿将，以温和的方式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即位不久，就开始设法解除拥护他登皇帝位的统兵将领的兵权。一天，他专门设宴，将高级将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椅、张令锋、赵彦徽等请入宫中。饭饱酒酣之时，宋大祖说：“我当上皇帝，全靠你们。可当了皇帝以后，晚上却经常失眠。”石守信等忙问其故。宋太祖答道：“你们都对我忠心耿耿，并无异心，我担心的是如果你们部下有贪图富贵之人，有朝一日也强将黄袍加身，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也不行了。”石守信等人惶恐着清太祖指点一条生路。大祖便委婉诱导他们交出兵权，出守藩镇，多购良田美宅，为子刊。创下永久的家业。还可多养些歌儿舞女，每日饮酒取乐，以尽天年。如果能这样的话，君臣之间互不猜疑，上下相安。石守信等人大悟，第二天便L表假称有病，要求解除兵权。太祖欣然同意，罢免了他们的军职。

不久，太祖以同样的方法罢免了各藩镇的节度使。至此，禁军与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手里。为了避兔“君弱臣强”局面的出现，宋太祖又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若干人，以削弱宰相权力，并改变以前皇帝与宰相共同商讨国事的规矩，改为由皇帝批阅，再给宰相下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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