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仕勇
关于《明史》的撰修，明清史专家顾诚认为，清朝统治者是非常重视的，只不过，他们的着眼点与其说是编纂前朝信史，不如说是首先为自己的政治利害考虑。康熙皇帝深知自古无不亡之国，所以指示明史官臣特别要注意避免把明朝皇帝说得太坏，以免“本朝”倾覆之后，史家秉笔直书，落个千古骂名。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遵照了这一旨意，尽量对明代皇帝的过失点到为止，而把明朝覆亡的责任推到大臣、太监身上。列名于《明史.奸臣传》的有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把这些人物同当时的政局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批替罪羊。
原本，“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个体，作为政治人物，往往会集是非功过于一身，很多东西并非都是像想象中那么黑白分明、忠奸立判。政治人物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很难一言以蔽之其好坏对错。因此，简单武断地把他们列入专门开辟的《奸臣传》中，把他们脸谱化了，非常不利于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开展研究工作。
再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当界线模糊时，就完全取决于撰史者的主观意愿和感情取向了。
另一个明清史专家谢国桢直言，《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
这种“一脉相承”不但体现在东林党诞生之后，也可以上溯到东林党诞生以前。
象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这些人之所以成为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就完全是拜“东南文人”所赐。
关于周延儒，清朝赵翼的评论是，周延儒的能力是欠缺了点，但要说他是奸臣，那就太过了。
关于温体仁，曾任崇祯、弘光两朝给事中的李清认为，温体仁长于心计，决断能力一流，不足之处就是为人太过圆滑了点。
关于马士英，其实，马士英的本质和史可法是相同的，他们的结局也都一样壮烈，可一入了《奸臣传》，就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
众多明朝“奸臣”中，名声最臭的，则又非严嵩莫属。
而严嵩之所以高居奸臣榜之首，主要是他的政敌除阶、以及明代文坛领袖和著名史学家王世贞和搞的鬼。
编著《明史》，就肯定会参考官修的《明实录》。
而《明实录》中《明世宗实录》的检修大权就掌握在徐阶的手中。
徐阶踩倒了严嵩，继任首辅，当然要抹黑严嵩。
而王世贞是和严嵩有生死过节的。王世贞的父亲王忬为嘉靖二十年进士，嘉靖三十八年，在总督蓟辽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任上，以滦河失事论死。王世贞为救父亲性命，与弟弟王世懋每天在严嵩门外跪求严嵩出手帮忙，以得宽免。但王忬的失职，责任就在于平日疏于练兵，而当时朝廷对待督抚边将失守律法极严，严嵩虽然出面求情，世宗仍是亲自指示将之处斩。王世贞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这笔账记在严嵩的头上，认定是严嵩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徐阶看中王世贞“能以毛锥杀人”的手段，给他提供方便，“尽窥金匮石室之藏”，助他作《嘉靖以来首辅传》，让他在其中的《严嵩传》中配合自己给严嵩泼脏水。
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影响力巨大，《明史.严嵩传》就沿袭了王世贞所作《嘉靖以来首辅传》中的《严嵩传》旧文。
王世贞抹黑严嵩，主要是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一、诬陷严嵩“窃国权柄” 。
其实，严嵩并非大权独握，当时掌权的还有勋臣朱希忠、都督陆炳。再说，内阁的首辅一旦拥有了人事任免权，当然会是收罗人才以待己用的。此前的张璁、夏言和此后的徐阶、张居正莫不如此。而严嵩在安插人才的时候，就遭到了吏部许赞等人的弹劾。大家都说赵文华是严嵩的亲信，赵文华要推荐胡宗宪总督倭事，也遭到了吏部尚书李默的阻挠。即使是在严嵩在朝后期，他不遗余力地援引自己的亲戚欧阳必进做吏部尚书，但也只是干了几个月就被辞退了。所以，说严嵩“窃国权柄”，其实是夸大其词了。
二、诬陷严嵩只知道讨好世宗、不作为。
嘉靖朝属于大明王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卫所军队的训练素质大为下降，而边防设备多已陈旧不堪，东南的海防更是形同虚设，财政方面也不容乐观。
嘉靖二十七年，边将曾铣曾向世宗提出要统兵十二万，用三年时间收复河套。曾铣自己的财政预算是，如果进展顺利，则花费四百五十万两白银就可以成就这不世之功业。注意，曾铣说的是在进展顺利的前提下的，如果遇到挫折，或者打成了烂仗、败仗，后果就不好说了。
另外，这所谓的“不世之功业”，只是把蒙古人驱逐到阴山以北。由于河套地区太大，即使收复了，大明军队也不可能全面防守，而要沿阴山修建新的长城防线，一来工程量过大，二来防线过长，后勤补给难于跟上，那么收复河套只能是暂时，不能长久。
而由于葡萄牙人占据了浙江舟山附近的双屿岛，将东南亚国家到中国参加朝贡贸易的船队纳入自己的管理，已对我国海防构成了威胁。
也就是说，南北同时发生了边患。
严嵩经过反复权衡，否决了曾铣的提议。
这一年（嘉靖二十七年），右副都御使朱纨进剿双屿岛。
可是，世宗还是念念不忘曾铣的提议，第二年（嘉靖二十八年）二月，他对严嵩说，朕要效法太祖、成祖和武宗亲率大军前去北方巡边。
严嵩的回答是，偶有侵犯之患，不足构成大害。
一个月之后，世宗再次向严嵩说起同样的话。
严嵩只好明确回答，南方已经全面展开平倭战争，国家军事重心已经南移，不宜再在北边开展军事行动。
嘉靖三十年，发生了庚戍之变。
这场变故其实是证实了严嵩的正确判断。
但在这场变故中，大明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答允和鞑靼人通市。
一时间，天下众口一致唾骂严嵩丧权辱国，罪该万死。
严嵩却很沉得住气，仍然坚定贯彻此前制定的抗倭战略，在北方战场采取坚守措施，而把大量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到南方战场。
在严嵩的坚持下，倭寇最终被彻底消灭了。
南方战事结束，军事重心重新北移，蒙古人也老实了。国家很快恢复了先前的太平。
凭什么说严嵩只知道讨好世宗、不作为呢？
还有，西苑万寿宫失火被焚，世宗打算重修，严嵩也有苦口婆心地规劝世宗不要大兴土木，要世宗居住在以前英宗居住过的宫殿。
三、诬陷严嵩屠害忠良
大家都认为，夏言、张经、李天宠、杨继盛等人是忠良，他们被严嵩害死了，那严嵩当然就是大奸臣了。
不妨先来看看这几个人的“被害”过程。
夏言担任首辅的时候，严嵩担任次辅。严嵩的的确不是品格高尚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他是很想扳倒夏言以取代之的。当夏言的岳父苏纲和曾铣的儿子出现了私通贿赂问题，严嵩就与边将仇鸾合作，告发了夏言。世宗处理夏言的手段很果断明快，以“边将结交近侍”罪下令将之杀掉。严嵩大出意料，这个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也因此连续六次上书，请求皇帝赦免夏言的死罪。但“边将结交近侍”自古以来就是大罪，没有起到效果。
至于张经、李天宠之死，按《明史》的说法，是赵文华要抢夺张经在王江泾大捷的功劳，因而将诬劾他们，致使他们被杀。
事实果真如此吗？
张经和李天宠手掌江南地区兵权，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毫无作为。
张经和李天宠的内心当然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但他们认为沿海地区的军队不能打，就一心等着从湖南调来的土家族狼兵。前来督战的赵文华催促他们出战。他们不但拒绝执行命令，也拒绝向赵文华作任何解释。
这就是不作就不会死了。
倭寇横行东南大地，你们不但熟视无睹，还对督战官员的命令置若罔闻，到底什么意思？
无论是谁，都会选择上疏弹劾。
赵文华的弹劾奏章一上，张经和李天宠要等待的去援兵就到了，王江泾大捷就出现了。
在世宗看来，不弹劾你们就不作为，一弹劾，马上就有作为，这不是玩寇避战是什么？！
于是，张经和李天宠就这么告别人世了。
杨继盛为了“邀誉卖直”，上《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有“十大罪、五奸”，俨然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其势不共戴天。面对咄咄逼人的杨继盛，严嵩也主动引退，一再请示休致。但世宗认为杨继盛所奏空疏无实，挽留了严嵩，回头把杨继盛投入牢狱拷打问罪，最后以诈传亲王旨令判了绞罪。
四、诬陷严嵩贪污
严嵩虽然没有倒在杨继盛的弹劾之下，但在嘉靖四十一年五月（1562年六月）被徐阶等人成功整倒了。
徐阶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物。大礼仪中，他看到杨廷和势大，就站在杨廷和一边，所上奏章措辞激烈，让世宗恨得牙痛。在那段时间，世宗曾命人在皇宫的柱子上刻上“徐阶小人，永不叙用”八个字。严嵩当权，徐阶为了讨好严嵩，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做妾。为了得到世宗的重用，他又投其所好地玩命撰写青词。这不，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竟然成功地让世宗忘了柱子上刻的那八个字，登上首辅之位。
徐阶做事很绝，不给严家有任何复起的机会，诬捏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谋叛，把严世蕃往死里整。结果，严世藩被杀和严嵩被抄家。
徐阶上报朝廷查抄严家的结果是：金三万二千九百多两，银二百二万多两，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甲第六千六百余楹，还有不少的珍珠玉器镶金杯盘等东西。
可是，搜查到的赃款只有十几万两而已。
世宗大为不满，问徐阶抄了几百万两银子都到哪里去了。徐阶很无耻地回答说，资财都被严嵩家人散逸转移了，我奉诏征追，搞得鸡飞狗跳，江西全省鼎沸，这事，最好还是不要再追究下去了。
实际上，徐阶是贼喊捉贼。
要论贪污腐败，徐阶就是天字号第一特大贪污犯。他用他贪污来的钱财在北京差不多买下了半条街，开了几十间店，又在老家巧取豪夺了海量土地，后来海瑞查其家产，惊叹其“产业之多，令人骇异”，田产高达40万亩，富甲天下。
说起来，严嵩当二十年首辅所积累的财富，还不到徐阶当五年首辅积累的财富的十分之一。
若以贪污论忠奸，那徐阶绝对是个比严嵩奸得多的大奸臣。
徐阶当上内阁首辅以后，除了引诱世宗修道造庙外，毫无建树。
不难想象，如果徐阶早上二十年取代严嵩，北方会不会发生类似“土木堡之变”的悲剧不好说，但东南倭乱一定会糜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