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1897—1969年），号志希，浙江绍兴人，出生在江西南昌。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
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人发起 “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能遍布全国，其中有两个政治运动起到关键作用，第一个运动是比五四运动早一年（1918年5月），因反对对日的参战借款和“中日密约”（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而起。这个反日运动是由日本留学生发动的，有一天晚上（5月20日），两个日本留学生代表，其中一个叫阮湘，在北大西斋饭厅慷慨激昂地演说，大家义愤填膺，但终觉束手无策。罗家伦跑上讲台对大家说，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大家当场表决，第二天去闯新华门。次日，果然北大学生及其他几校2000余学生集合在新华门门口请愿和抗议，一直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散去。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
另外一个运动就是五四运动了。五四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第一是前次新华门事件的连续；第二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第三是大家受了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影响，一变从前羡慕官僚的心理而为鄙视官僚军阀的心理，并且大家有一种以气节相标榜的态度，有意去攖官僚军阀之锋；第四是正当巴黎和会的时候，感觉到中国受人支配和帝国主义国家协以谋我的痛苦。第五，因为受欧战后各国革命潮流的激荡（特别是当时蔡元培提倡所谓德国是军国主义，战败是应当的，并且当时国际联盟的论调甚高，北大也常常有这一类的演讲）。
以上是这一事件的原因，至于这件事体的酿成，责完全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四月，纷纷传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不利消息（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北大学生自筹经费打电报，一方面打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这两封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的电报费还存三百元左右，以四个干事的姓名，存在学生银行。到五月一、二日时，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罗家伦与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等几人，商量要在北京采取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当时一方面想对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一致决定要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便可以减轻。
五月三日，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包括罗家伦在内的许多北大学生都到清华大学参观，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日那一天，邵雪萍到北大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于是在校的一班同学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雪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人慷慨激昂地演说，与会学生情绪激动，一度难以控制。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决议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联合各校行动，并且当场从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罗家伦是其中之一，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罗家伦等人九点钟由清华回到北大时，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虽对许德珩有所埋怨，但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的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把前存学生银行的三百元拿出来买了竹布，连夜赶制出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当时还有人疑心五四运动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北大穷学生能临时有这么多钱去做旗子？其实这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校代表于当夜十一点在北大开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三个总代表，一个是罗家伦，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推罗家伦草拟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即《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大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早上，还预备了一份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
五月四日下午一点钟，游行队伍齐集在天安门前。当时的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赶到现场，对大家说了一番话，劝大家解散。当时众怒难犯，无人肯听，于是大家从天安门出发，一路走到东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拦住。罗家伦和江绍原两个人到美国使馆找美国公使，美国公使芮恩施当日到西山去了，他的参赞出来接见，说了一番漂亮话，并且说由他去和使馆界的警察交涉，让他们给游行队伍放行，两人从美国公使馆出来以后，又到其他几个使馆，告诉他们游行示威的意思。回转身到美国使馆问美参赞交涉结果，他说使馆界警察是答应可以的，但是刚才警察总监有电话来，说是不可以让游行队伍通行。这一消息一传出，大家更是愤怒，交涉过程中，大家要求硬挤进去，后来想硬撞不成事体，反而给别的国家以不好的印象，于是大家便高呼口号“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调转大旗，向曹汝霖家前进（曹家在赵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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