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秉相：策论《六国论》的文本内涵
《六国论》是篇策论，“策”指的是策问，“论”指的是议论之文，大体以政论和史论为主。从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以及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开始，策论的框架就已经基本搭建好了。但直到宋朝，才确立了以策论取士的制度。苏轼在《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中说：“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工，曲尽其巧。自嘉佑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根源上看，策论文章的形成，与策士传统的流行大有关联。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已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主流位置，但纵横余习从未真正远去。最具典型性的就是历朝历代源源不绝的文人经世的浪潮，他们不满于正统儒家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迂远之图，怀揣奇谋以求用世的理想。而策论的价值也正在于其切近政事、有裨实用，为喜欢谈兵、谈经济、动辄纵论天下事者所重。
《六国论》一文，就是为仁宗皇帝看重的《权书》中的一篇，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说此文“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笔者以为，曾巩的说法，是因为《六国论》站在传统文化“势”的高度，立足于兵家之要，在战略层面以纵横家纵横捭阖之势，谈古论今，直逼宋廷，使这篇策论“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
一、“势”的内涵
势（势）本作“埶”，《说文·丮部》：“埶，种也。从坴、丮持亟种之。《书》曰：‘我埶黍稷。’”本义是种植，此义后来另造新体“势”（故《说文》未收此字）。自古以来，人们便用“势”来描述自然界中事物的相对关系和趋势。如“风势”、“火势”，“来势汹汹”、“势不可挡”。《玉篇》对“势”的解释是“势，形势”；《字汇》的解释为“势，势力，威势”。《商君书·禁使》中有“夫今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势也”；《论衡》中有“人间之水污浊，所在之势使之然也。”客观现实中的“势”，蕴藉着力量的相对关系和趋势，因而“势”是自然界事物的一种运动状态，即“依势而动”的状态。自然之“势”和人世之“势”常常形成一种对应、比附关系。《字汇·力部》曰：“势，阳气。”“阳气”即阳刚之气，也就是主要表现为“勇武有力”精神状态的男子汉气概。像自然事物一样，人也是“依势而动”所以孟子说：“虽在智慧，不如乘势”（《孟子·公孙丑》）。
可以看出，“势”主要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体现为一种相对关系的形态，二是体现为一种蕴藉着力量的一方向另一方的趋势。
二、依“势”而动与缺“势”而灭
秦灭六国之“势”与六国“并力西向”之“势”是相对的，双方蕴藉着的力量都存在着一方压过另一方的趋势。苏洵认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的结论，实际上是认为六国在战略上失去了与敌人较量的勇气，在秦国强大气势的威压下，自我失“势”，自甘灭亡。战略决策已经丧失了“势”的胆略，失败已成必然，所以“赂秦”是表象，丧“势”是根本。丧势的战略决策——“赂秦”实际上是削弱自己力量，助长秦国的侵略野心，促使自己走向毁灭。战略的失势最终还导致“不赂者以赂者丧”。
而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决策，是秦善于化“力”为“势”。商鞅变法后秦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功制的实施使秦军士气旺盛，正所谓“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而且秦国的军队战斗方式完善成熟，战斗力强大，他们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位置和六国对秦国的畏惧心理，把这些“力”化为统一六国、顺应历史潮流之“势”。孙子说过：“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兵法·势篇》，孙子主张“力”与“谋”的统一，而二者结合的具体途径、方法、手段就是“势”。任何实力只有化为“势力”才会发挥最佳效益，任何谋略也只有化之于“势”，才能产生灿烂的效果。《淮南子·兵略训》说：“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荀子·议兵篇》中也说：“兵之所贵者势利也。”只要把握好了“势”，利用好了“势”，也就有了主动权和自由权，就能“致人而不致于人”。
“赂秦”的后果非常可怕。《孙子·形篇》指出：“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镒”与“铢”是中国古代的两个重量单位，一镒等于24两，一两等于24铢，一镒就相当于576倍的铢。）意思是说，通常取得胜利的军队，是因为具有如同以“镒”称“铢”那样的绝对优势；而失败的军队则如同以“铢”称“镒”那样处于绝对劣势。绝对优势的实力还可以达到威慑战略的效果：“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孙子兵法·九地篇》），韩魏楚三国只能过着“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的日子。秦国也并不因为得到奉献的土地而停止进攻，战略力量的对比愈发明显，最后三国发现“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为时已晚，原本可能使“秦人食之不得下咽”的战略优势已丧失殆尽。从战略上讲，当对抗的一方已经失势，处于一种丧失了主动权的两难选择时，这一方已经失败了，被对方所摧毁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三、依“势”而动与削“势”而灭
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曾经这样表述：“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也许战略形势是如此有利，以至于即使是它本身不能收到决定性的效果，那么，在这个形势的基础上，要打一仗就肯定可以收到这种决定的战果。”（洪兵《中国战略原理解析》【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124页）“不赂者”的灭亡，是因为自我削弱本国之势，不懂得“势”是以“变”为魂。
孙子认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兵法·计篇》）也就是说“势”是根据自身条件的优势而作出权变。在《势篇》中，孙子又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势”的动态变化特点。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这是从自然的角度讲“势”的变化性；“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这是从战法的角度讲“势”的变化性；“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这是从阵法、阵形的角度讲“势”的变化性；“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此动之，以卒待之。”而“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则是从将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角度讲“势”的变化性。所以，只有了解了“势之不断生成、变动不居的特性，才能抓住其魂魄所在。但是齐赵燕三国，既没有战略，也不懂“势”以“变”为魂，一国“附于秦”，目光短视；一国派刺客，雕虫小技；一国杀良将，祸起萧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已然明了。“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成了真正的假设。 四、尊“道”而行，依“势”而动
苏洵决不是为评论历史而评论历史，苏洵的文章的全部锋芒几乎无不处处对准现实，检讨“为国”国策、大宋道统和天子之“势”。
苏洵明白，大宋之“势”远超六国。首先是六国诸侯只是占有局部地区，力量有限，而北宋王朝则占有全国主要地区，力量远远超过六国诸侯。“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那么，北宋王朝如果敢于斗争，取胜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北宋王朝却在“以天下之大”的条件下向辽政权和西夏政权屈服，一味妥协退让，不敢进行斗争，不用说，它最终也必然会得到六国破灭一样后果。
另外，宋王朝是正统王朝，有着六国不具的“天势”，《慎子·因循》中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一方面是“天假人势而显”，大宋天子是“奉天承运”，有着神授的君权，有着辽政权和西夏政权不具备的“天势”和“人势”结合的“威势”；只需要“人依天道而行”就行。
这些条件，“为国者”似乎视而不见。那么，作为策论，苏洵向仁宗皇帝提出的对策到底是什么呢？笔者以为，除了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之外，更重要的是：尊“道”而行，依“势”而动。
依“势”而动关乎“胜负之数，存亡之理”。依“势”而动，就要接受教训，化“力”为“势”，运“势”而动，“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势”是一种以“勇”为核心表现的精神力量，又称为“气势”。《孙膑兵法·威王问》也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令士必斗”即激励士卒奋勇作战。“为国者”应该把国家一统、皇帝正统的力量，转化为大宋“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蹄而威加敌人”的气势。（《淮南子·兵略》）对周边国家造成势压五岳，雷霆万钧之势。绝不要像韩魏楚三国，“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畏首畏尾，自甘灭亡。
依“势”而动，就要知“势”之魂，“制权”造“势”。《孙子兵法·计篇》曰：“势者，因利制权也。”“制权”指的就是采取措施化“怯”为“勇”，即转化为如大无畏的气概、激昂的斗志、旺盛的士气、必胜的信念、同仇敌忾的精神等等的兵势。这不是自然形成、天生固有的，是军事指挥员通过主观努力去改变“常态”造就的，这是“造势”。墨守祖宗制度成规是无法解决当前对外颓势的，因为战争活动中的矛盾——如胜负、强弱、虚实、奇正、治乱、勇怯等等，既是对立统一的，也是变化发展的，即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兵法·虚实篇》）、“民无常勇，亦无常怯。”在一定条件下，对立面会向相反方向转化，如“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孙子兵法·势篇》）。而事物矛盾的转化，一方面取决于事物矛盾内部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人在促进事物矛盾转化中起积极主导作用，“封天下之谋臣”、“礼天下之奇才”就是“制权”造“势”这种能动作用的反映。不要像齐燕赵三国一样，自残自灭。
依“势”而动关乎“胜负之数，存亡之理”，根本的原因在于依“道”而行，考验着明君“智力”。“夫六国与秦皆诸侯”，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尊“道”。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它是有关天地人的统一性（又可称之为宇宙体系或宇宙秩序）。以及天地万物本源的规律性的形而上学论。”（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道”即是各家思想学说及其所认定的原则与真理的总称，儒家为仁义之道，道家为自然无为之道，墨家为尚同兼爱之道，法家为因道任法之道。“势”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范畴，更多地是指政治权力及围绕政治权力所产生的势能——权威，如管仲“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管予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5页）“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5页）“势”的最高代表是天子与君主，“天子者势位至尊。”（《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31页）
在先秦诸子理论中，“道”高于君主所代表的“势”。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33页）管子曰：“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管予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37页）韩非子曰“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以稽也”（《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任何事物和道理只要进入“道”的境地就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普遍性和至上性，人类社会都必须遵从“道”的规范，包括帝王。“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9页）“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管予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63页）“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2页）
天子必须依“道”而行，《荀子·正论》中有“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天子之“势”不可失去，得“势”，便拥有了主动；失“势”，便处于被动。《周易·坤》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颖达注“地势方直，是不顺也；其势乘天，是其顺也。”可见天子要依“天势”之道而行。天地万物（包括人）各有其“势 ，各依其“势”，既然“势”是宇宙人世各系统及其中每一个体的存在方式与状态，天子依“势”而动，便能依“道”而行。
但在苏洵生活的年代，外交上的极端软弱，“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已成常态，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敌人环伺，积贫积弱，根本的原因在于基本国策逆“道”而行，违“势”而动，丧失了大国文化道统的优势，“是又在六国下矣。”
综上所述，苏洵的《六国论》论及范围，不仅仅是六国灭亡的原因，锋芒指向，还有更深刻的“势”论思想；策的指向也不仅仅是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而是重振大国雄风，道统天下。见识深远，眼光犀利，高屋建瓴，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可谓纵横捭阖。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邵氏闻见后录》）的确如此，苏洵此文，综合运用夸张、对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史料运用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无怪乎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