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黔之驴》记云：“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许多学者普遍将文中的“黔”认为是今天“贵州”。如《柳宗元诗文选注》：“贵州这一带本来没有驴子，有个好事的人用船运来了一头驴子。”（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此外北大中文系、上海师大中文系分别选注的《柳宗元诗文选注》以及尚永亮《柳宗元诗文选评》，也都持同样的观点。
对于这些专业的注解，许多成语词典，如《成语述源释例》、《成语例示》、《成语故事选读》等，都纷纷照搬照抄。网上一些经典教案（《黔之驴》已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也采纳这些释译。而贵州省内的一些媒体与大众也默认“黔之驴”与贵州的关系。有的甚至明确以“贵州黔之驴”为网站名，只要在网上搜索“贵州黔之驴”，就会跳出无数的相关结果。
实际上，唐宋文学作品中的“黔”或“黔中”，是当时黔州或黔中郡的简称。黔州又称黔中郡，是唐代黔中道（先是江南道）下地方中级政区之一，州、郡不过异称，并无实质差别。公元618年（唐武德元年）沿袭隋代德黔州黔安郡定名黔州。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改名黔中郡。公元758年（乾元元年）复名黔州。
黔州位于今重庆彭水、黔江一带，治所设于彭水。黔州地理偏僻，在唐宋时经常成为官僚文人的贬谪之地。如陈耀文《天中记》卷二九载：“高宗欲立武氏，（长孙）无忌、遂良不从。无忌贬黔州自杀；遂良贬爱州而卒。”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一五载：“别驾生令一，侍中源乾曜以子求婚，府君（李则）拒之，固以词抵之，贬黔州彭水尉。”宋代黄庭坚，绍圣二年（1095）因党争而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在黔中居住了三年。
唐宋文学作品中，提到“黔”地的也很多。如杜甫《送王判官扶侍还黔中》：“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孟郊《赠黔府王中丞楚》：“旧说天下山半黔中青，又闻天下泉半黔中鸣。”刘长卿《送任侍郎黔中充判官》：“不识黔中路，今看遣使臣。猿随万里客，鸟似五溪人。”这些诗歌中的“黔”地，都是指当时的黔州。
黄庭坚谪居黔州时，自称“黔中老农”（《与宜春朱和叔书》，《山谷集》，《别集》卷一四），也创作了大量描写黔地生活的作品。如《谪居黔南五首》、《和答元明黔南赠别》、《赠黔南贾使君》、《送曹黔南口号》、《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醉蓬莱》等诗词。其中《谪居黔南五首》尤其描写了黔地的地理气候以及他当时的心境。这里的“黔南”显然不是指今贵州南部，而是当时黔州之南的简称，大略相当于今重庆黔江一带。
柳宗元《黔之驴》写于他被贬湖南永州时期，为其寓言《三戒》中之一。《三戒》为《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其“临江”、“永”、“黔”都是州县一级的地区：“临江”，唐县名（今江西清江县），属吉州；“永”，指永州（今湖南零陵地区）；“黔”，当然是黔州。朱东润先生对此亦注云：“黔，唐州名，治所在今四川彭水。”（《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3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更重要者，据柳宗元描述，“驴”进入黔地的运载方式是“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既是“船载”，此地必定处于水系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区。而无论是现在，还是古代，贵州的水系交通并不发达，与长江并无通航的历史，所以“船载”不可能进入贵州腹地，也更不可能“放之山下”了。相反，黔州的府治彭水，正处于乌江边，直接在涪陵与长江相连，完全符合“船载以入”的条件。而黄庭坚被贬黔州，也正是从水路乘船经长江三峡进入的。
综上所述，“黔之驴”中寓言故事的记叙地点，是当时的黔州黔中郡，完全与贵州没有任何关系。一个最为有力的直接证据是，宋祝穆《方舆胜览·黔中郡》中，记载了此地尚存的“古迹黔之驴”的文化遗迹，直接证明了“黔之驴”寓言与此地的历史渊源。至于后人将此“黔”误为贵州，是受明清以后文人普遍以“黔”专指贵州的影响，唐朝并没有贵州行省的概念，贵州设为行省是在明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