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梁羽生二人对坐下棋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悉尼去世。洞主好武侠，酷爱金庸也钦佩梁羽生，在梁公9周年祭，来写写这对好基友的故事，以表达后生晚辈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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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月10日，浙江海宁有位姓查的地主喜得贵子，名唤查良镛。12天后，广西梧州蒙山县有位姓陈的地主也喜得贵子，名唤陈文统。再过20天，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出行中国，嗯，电影《无问西东》里就提到这茬。
这里的查良镛就是金庸，陈文统就是梁羽生。
这对日后新派武侠泰山北斗级的人物，虽说年纪相仿出身相似，但交集却发生在20多年之后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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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上海《大公报》公开招聘三名翻译，其竞聘盛况一如当今公务员考试。23岁的查良镛第一个交卷，并以优异成绩从109名应聘者中第一个被录用。
那时的陈文统还是广州岭南大学经济系学生，他爱好广泛，外语好，中文也厉害，还酷爱下象棋，在担任校报《岭南周报》编辑之余，还轻松夺得岭南大学象棋比赛冠军。
1948年3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查良镛从上海调往香港。好了，一个真神就位了，命运之神开始着手安排第二个真神就位。
1949年7月，陈文统前往香港《大公报》应聘。笔试内容是翻译新闻稿，一条中译英，另两条将路透社与法新社的英文稿译成中文。主考官正是查良镛，他当时是《大公报》国际版的翻译。
多年以后，查良镛回忆道：“当时我觉得文统兄的英文合格，就录取了。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师。”
好了，查良镛和陈文统正式会师，标志着二人准备好了变身为金庸和梁羽生的准备。
梁羽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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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才华出众，查良镛和陈文统很快便在《大公报》崭露头角。1950年底，香港《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创刊，出于对查陈二人文笔的欣赏，《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将二人招至麾下，分别负责小说版面“天方夜谭”和综合版面“下午茶座”。
那时，查良镛经常以一些稀奇古怪的笔名写作，什么“林欢”“姚馥兰”之类的，都比较女性化。那个年代才女稀少，因而备受追捧，江湖上就盛传张爱玲陆小曼林徽因等才女。报社里撰稿的多为男性，看报纸的也多是男性，所以他们想打造几个才女，满足男性的幻想，从而提升报纸销量。
这年年底，陈文统父亲因地主成分，被拘押，陈文统赶回广西蒙山，被朋友劝阻，随后父亲被错杀。如果不是朋友劝阻，一代武侠宗师八成也死于非命。
查良镛跟陈文统命运多有相似，查父跟陈父一样是地主，陈父被错杀，查父也难逃厄运。那个年代，新中国刚成立，正在搞土改，地主老财不分青红皂白，都没有好下场。
那时候的查良镛和陈文统真是对难兄难弟啊。
1953年，陈文统也像查良镛一样，以性格各异的女性笔名，在报纸上写专栏：博通文艺、风趣幽默的“冯瑜宁”，谙熟史籍、立场鲜明的“梁慧如”，亲切贤惠、生活经验丰富的“李夫人”等等，均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新晚报》开辟“李夫人信箱”，专为读者解答“恋爱、婚姻、家庭、交友”之类的情感问题，这样的文字陈文统也游刃有余驾轻就熟，不得不说，真是人才。
类似的活儿，查良镛在前几年也干过，其目的都一样，为了吸引男性读者，增加报纸销量。
到这时，你会发现，查良镛和陈文统不同的人生路，竟然有点异曲同工。
金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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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龄相仿，爱好相似，家庭遭遇也差不多，查、陈二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在办公室里，二人对桌办公，也都很健谈，将对方当成自己的“废纸篓”，“把一箩箩的废话或者不是废话硬倒给他，就好像把废纸或者不是废纸抛掷给‘字纸篓’一样”。
二人同样爱好琴棋书画。下棋之外，两人经常把民国以来的武侠小说作为谈资。
多年以后，梁羽生去世，查良镛在一篇悼文中追忆当时情形：“这一段时间是我们两人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那时文统兄每天下午往往去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以助谈兴，一边饮酒，一边请我吃肉，兴高采烈。”
到这里，查良镛与陈文统离变身为“金庸”与“梁羽生”已咫尺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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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下半年，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报纸上打起笔战，难分胜负，后来干脆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
这在当时轰动一时，盛况空前，可不像我们现在只会打嘴炮。
擂台赛举办当天，《新晚报》发表一篇题为《太极拳一页秘史》的特稿，介绍“吴氏太极”与“杨氏太极”之间的渊源。
“当读者们读到这篇东西的时候，也许两位太极高手在澳门擂台上正打得难分难解……吴公仪是太极派名手吴全佑的孙儿，吴全佑得过杨派始祖杨露禅的‘真传’。杨露禅的许多故事，散见稗官野史、武侠小说，其中有不少神奇传说。”
这篇特稿作者署名“梁羽生”。这是陈文统第一次使用“梁羽生”的笔名，梁羽生就这样诞生了。
因比武一事公众十分关注，上了很多头条，时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决定“蹭热点”推出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在报上连载。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梁羽生。
梁羽生起初很有些顾虑。一方面，他身兼编辑和作者，“李夫人信箱”“历史新话”等版面已令他自顾不暇；另一方面，他从未写过小说，第一部小说却要写武侠。当时香港的主流报纸大多拒绝接纳武侠小说，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
但罗孚才不管这么多呢，他直接将预告见了报，梁羽生“只酝酿一天”，便赶鸭子上架，开始创作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第二天也就是1954年1月20日，梁羽生开始在《新晚报》连载。这一年他30岁。
图：《龙虎斗京华》报纸影像资料
中国新派武侠终于姗姗来迟！现在就差金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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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就这样登上了文坛。他之所以取笔名梁羽生，是因为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前；至于“羽”，是因为他喜欢旧派武侠小说名家宫白羽的作品。
那时候，武侠小说始终被新文学所轻视，地位犹如流落江湖的艺人，观众虽多，却始终是街头杂耍，难登大雅之堂。谁都没想到，《龙虎斗京华》刚开始刊登，便好评如潮，报纸销量大增。
图：《雪山飞狐》报纸影像资料
《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上连载半年（共192期），奠定新派武侠之基石。梁羽生原打算写完一部就辍笔，但读者反应热烈，只好续写姊妹篇《草莽龙蛇传》。
1955年2月，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完结，写连载太累，他需要休整，但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版面，罗孚便向查良镛紧急约稿。查良镛跟梁羽生一样，也是赶鸭子上架，对小说创作也没有经验。
罗孚为了催稿，特意派一名同事坐在查良镛家等，说“九点钟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不然明天报纸出来，副刊版面“将有一大块空白”。
在编辑的威逼利诱之下，《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新晚报》连载，其销路倍增，一时洛阳纸贵。金庸也一夜成名。
图：《书剑恩仇录》报纸影像资料
自此，两位武侠宗师真神归位，开启了一代武侠之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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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金庸和梁羽生，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上，你追我赶，“较量”了十多年，各自也著作等身。武侠小说大师古龙在这期间也横空出世，一时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1966年，古龙风头正劲，罗孚想炒作一下梁羽生和金庸，梁羽生便以笔名佟硕之在香港《海光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文中云：“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其目的似有撇开古龙之意。
罗孚为了炒作这场武侠“论战”，又动员金庸写文章予以回应。金庸写了一篇2000多字短文作为回应。金庸在文中有些息事宁人地说，自己写武侠小说，只是报以“武侠只是一种娱乐”的态度，何必如此较真？
那时候，梁羽生受关注的程度略高于金庸。因为梁的多部小说均被改编成电影，而金则稍次之。同时，就作品进入内地的时间来说，也是梁先金后。
但金的后劲更足。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金才逐渐火起来，到了90年代至21世纪，由于电视剧的介入，金的风头更盛，而梁则逐渐淡出了。
2006年，梁羽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与金庸的关系：“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
梁羽生先生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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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甚传梁金之间有“瑜亮情结”，但其实二人的友谊是持续终生的。梁羽生移居澳大利亚后，每次回香港，金庸都做东请客；金庸去悉尼，梁羽生也会去看他。
每次见面，二人都会下几盘棋。梁羽生老家广西梧州市蒙山县城的梁羽生公园，匾额也是金庸题的。
这两位武侠世界里的“好基友”，用磅礴的才情、生花的妙笔、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共同编织了一个刀光剑影、儿女情长、快意恩仇、撩拨人心的武侠江湖，承载了几代华人的共同回忆。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悉尼逝世，享年85岁。金庸托人送去了挽联：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梁羽生和金庸谁的武侠造诣更高？梁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还称金庸是“国士”，自己是“隐士”，不难看出梁羽生的低调。
而金庸先生在梁羽生的悼词里称梁为“大先辈”，自己为“自愧不如者”。可以看出金庸先生是有多谦逊。
都说“文人相轻”，梁金二老互相钦佩，一个低调一个谦逊，这两种品质值得我辈学习。
仅以此悼念一代武侠宗师梁羽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