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_文化传统直接决定着教育的性质

“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包含那么多内容，可不好定义，所以纵然“百度”，也一般只看到“简介”、“特征”而看不到“定义”。世上事物，抽象的和未知的都不好定义。比如近年发现的“引力波”，未知的，不好定义吧？你定义不了吧？就算我自作聪明勉强定义，读者一定也是不知所云；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文化则属于抽象范畴，所以要靠理解，不能指望有能够一统江湖的“说法”。

而且我认为，不能具体定义，并不妨碍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如果因为“引力波”不能定义就不去研究，我们近年会有这项伟大发现吗？再比如说我们打网球，不是每个打网球的人都在意它的内部结构和运动原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享受这项运动带来的快乐。

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能够了解掌握一些常识性的历史知识，立足于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仰望着我们古代圣贤的高大形象和他们的伟大成就，想象着发自他们内心的精神之链始终贯穿于我们国民性的这种传承——在我们内心深处，应不难感知它的存在；并由此对我们的智慧和教育有所启发。这就够了。

本文我想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兴起和低潮，因知识和才华所限，不一定能完成全说清楚——但是如果能够引起大家更多深思，抛砖引玉，也就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了。至于文章和思想的水平什么的，各位看官不必过于介怀。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十六字心传

据史书记载，当尧帝把王权传给舜帝的时候，跟他交代了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见《尚书·大禹谟》）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关于这十六个字的出处和解析，众说纷纭，但公认的是，“十六字心传”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形成影响重大，对儒家思想的演变、进化影响深远，因此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朱熹（“程朱理学派”创始人）更是将其加以发扬，尊其为儒家圣人一脉相传的道统心法。更有一个当代作家朱金城先生，号月牙山人，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中华心法》，讲的就是“十六字心传”。

考证——这种历史学家的事，我们不必过多掺合，知道大概怎么回事就行了。但既说“十六字心传”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则不可不对其本意详加解释一番。朱金城先生对这十六个字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说明，把它们说得“玄而又玄”，“大而又大”，目的无非就是印证“源头”一说。但我认为，就像水源往往很小，汇聚众流方成大江——纵然是号称中华文化源头的“十六字心传”，也不必牵强附会，赋予其莫须有的含义。所以，朱金城先生的这种论述在性质上，我认为是一种“发挥”——说者本意是否如此，是大可商榷的。

我们从这句话产生的背景入手去分析：这是一个皇帝传位于一个继任者时说的话，所以核心意思不会脱离“选贤与能，治国理政”的范畴太远。儒家为了使之与自己的理论相统一，说它们包含了一点做人、做事的道理，那也无妨——但如果非要整出点什么“求仙访道”的意思来，就不得不说是自以为是的杜撰了。还有一点，这些字在古代都不是这个版本，每个字本身具体所指的意思也经历了多重演变，有些则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理解古人言谈本意时，必须还原其当时的所指（象形本意），才不会犯下“指鹿为马”的技术错误。

（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意思是说天下人的心是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是有危险的；必须用“道”才能驾驭，必须不断用“道”去加以平衡，而关键是要认识到“道”的精妙，同时从细微处入手，从一点一滴做起，不可懈怠。这句话主要是要理解“道”。我觉得这个“道”和曹操的“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见《三国志》·武帝纪）里的“道”是相似的意思。一个君王所指的道，当然是指“王道”或“霸道”，所以应该是：正规、正道、正义、正确的意思；不可能是指“求仙访道”的道。而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道”往往相对于“术”而言的，术主要指权术、技术、手段。所以“道”是“大道”，是“无需多言而显而易见且公认的正确”，是根、是本；权术是“小技”，归属于技术范畴，是微、是末。两者相较，高下自辨。

因此，由于民心的不稳定和不可控，当一个君王想要驾驭民心和人心的时候，如果只知用“术”，必然疲于应付且坠入败局。而如果能够采用“道”，则由于自己代表了“显而易见的正确和正义”，纵然有失误和错漏，那也只是技术层面的，仍可以在整体上立于不败之地。但要你自己有代表“道”的能力，因此需要领悟、把握到当时、当地、当境的正邪、是非、舆论，支持该支持的，反对必须反对的，做该做的，杜绝不能做的——并且从一言一行，从细微处去体现，去切入，“勿以善小而不为”，你自然就可以代表“道”，也可以实现“得道多助”的最高境界。（这对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也很有启发？）

我们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习惯于从技术层面，即“术”的范畴去研究问题，而往往忽视了“道”的境界，因此效果和初衷出现大的差距，这是值得我们反思总结的。比如这次乡下行，我们有家长希望用“实际行动带动孩子”，但是由于这种“带动”带有过于明显的技术色彩，缺乏家长深厚的人格魅力和道义格局作为支撑，很容易过早放弃，也很容易因过早放弃而被孩子“看穿”。反之，有些淳朴的农民，他似乎没有什么文化知识，也没有什么大的本事，更不懂得什么是家庭教育的技巧——但是他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劳作，艰苦为家庭付出，为孩子付出，这种责任心和坚韧的精神，深深影响和激烈着孩子，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称为“道”；这是他们往往可以养育出优秀孩子的文化根源。

（二）“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一定要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的做好每一件事，要专心致志于国家事业，并一定要竭尽所能维护统一，勿使分裂；而方法就是任用志同道合的人才，举贤用能，公正的为君和处理事务，要努力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秉承“中”，居中持正，不偏不倚——在古代就是占据“道德高势”。这句话主要是理解“中”。后世程朱理学派把“中”解读、等同于成“中庸”，对于这一点，我没有什么异义。我认为说这句话的人肯定不是在说“中间”，那太肤浅且无意义。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它一定是包含了更加广阔和深奥的所指。因此中庸也成为了“十六字心传”的核心精髓，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我们知道，在传统文化中，许多圣人、思想家用“中庸”的理念来达到修身养性的效果。那么什么是可以修身养性的中庸呢？古人说“喜怒衰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见《中庸》·首章）意思是说，人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放在心里的时候叫做“中”；表现出来了，又能够复合道理、恰如其分，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大道理。只有中且和了，世间万物各守自己的位置，都表现得合情合理合适，那才是得以长久的道理——其实指的就是平衡。所以中医也讲：大怒伤肝，大悲伤肺，大喜伤心、大忧伤脾……说的就是过犹不及，凡事应该合适最好。可见，说十六字心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并非虚言，从中医理论来说至少是深受其影响的。

那么，当“中庸”作为古代治国理政的纲领性思想时，它又有什么深刻含义呢？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上面“修身养性”要领的“扩大版”：国家要想长久，应该让各个阶层的人们、各种人才极其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各自在各自应该的位置、发挥应该的作用——不能让某一个方面、某一些人、某一些利益、某一类物事，太过，要保持这种整体的平衡。所以我认为，“中庸”不仅仅是指“居中持正”，还有“合适”的意思，合适了才能实现长久的“平衡”和稳定。

同样，这八个字对于我们的教育亦有深刻的指导价值。1、对孩子的教育要想成功，是必须全力以赴、专注且精细的，不可马虎或者放任的；2、而家庭的矛盾和分裂，自然不可能完成教育孩子的重任；3、至于每个家庭成员的位置，他们应该发挥的作用，都必须符合“中庸”（合适）的标准；4、阳则为强，阴则为柔，相得益彰，是断然不可颠倒混乱或者强弱太过的。

我们小结一下可以发现，“十六字心传”无论是古人用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是用在为人处世、做事业上，亦或用在治病养生、修身养性以及家庭教育上，都是无所不合其适。因此，“十六字心传”无愧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源。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起：多元的春秋战国时代

我认为从整体历史去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兴盛的时代仅仅存在于东周末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有历史学家或者学者认为汉魏和唐宋也是传统文化大发展、大进步的时期——说汉魏、唐宋是传统文化“进步”的时代，我不反对；但是，如果说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兴盛”的时代，我断难同意。因为“进步”只是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深入、完善；而“兴盛”则理应包含一种多元创造上的整体活力。但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时期以后，没有再看到在文化方面的这种整体性的创造力——具体讲，就是无论是思想还是理论上，都没再有重大建树。所以，我愿意重申：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兴盛的时代，仅仅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止步于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不敢说江河日下，雄风不再，至少差不多是“后无来者”。个中缘由，我们晚点说。这一点，我们要回顾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兴盛状况。

一是产生了“道、儒、法、墨、名、阴阳、纵横、杂、小说、兵、医”等11个大学派，号称“百家”，后世虽有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性质是在原学说基础上的一种拓展和延伸，并不是全新个体的再造。也就是后人再不能突破这百家的范畴，只能是在力求发挥和变化上下功夫而已。

二是随着“百家”相应产生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韩非子、邓析、邹衍、鬼谷子、吕不韦、管仲、申不害、商鞅、屈原、虞初、孙子、吴起、扁鹊”等一大批圣贤，号称“诸子”。后世虽也有人才，但无论道德还是智慧上都没有能够超越这些先贤，而只能在能力和道德上力求模仿而已。

三是前面两点所叙述的学派和圣贤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大繁荣局面。从这个角度上观察，无论是思想、理论、文化、文学、艺术、医学、军事还是教育上，这一时期的相对水平（就是与同时代其他文明相比的优势）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常识性的东西，大家百度都可以轻易查到，我不啰嗦了，我们接下来讲“为什么”，两点：

一是周朝800年文治，是文化大繁荣现象的背景和基础。商是最后一个奴隶制朝代，周灭商而立国，周随之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奴隶制是极度专制而重视控制的制度，奴隶的人生自由全无，思想的自由和活跃没有任何现实条件和实际意义，故文化的创作、交流和发展无从谈起。那么周朝进入到封建制社会以后，情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所谓矫枉过正。为了吸取殷商灭亡的教训，周朝一开始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让这些诸侯国有一定的自主权，能决定属地范围内绝大部分事情。也就是说周朝一反商朝压制的国策，开始下放权力，开始给社会松绑，这种反差是惊人的。

这种下放权力一度做得太过了，“过”到什么程度呢？导致周武王死后立即爆发了“三监之乱”——这个事件突出表明了周朝中央集权之弱，给予大臣和诸侯国权力之大，以至于地方拥有随时抵抗中央的硬实力。虽然周朝这种过度放权、让诸侯国坐大的做法，直接导致了朝代后期无法节制地方并最终使王朝灭亡的后果，而之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为反面教材，不断的加速中央集权——但是从性质上来讲，这种中央对地方的放权以及直接或者间接促成的，社会对个人的“松绑”（在人身自由和思想上），是一种对个人潜力的深度激发，从而成为文化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动因。而之后，周朝历代君主秉承分封制的国策，同时极力维护周朝的“礼乐制度”，使得整个社会状态呈现出宽松、有序、稳定的特质，而且持续了800多年。长时期的社会稳定发展，同样是文化大繁荣的重要条件。

二是东周末期各诸侯国激烈竞争，这种竞争直接转化为争夺人才的竞争，使当时社会形成了一股对人才和多元文化的巨大需求，直接促成了文化鼎盛局面的加速到来。东周末期，特别是公元前770年之后，周朝的“礼乐制度”开始在事实上“崩坏”，大家开始不再讲礼节了，不要面子了——而改用拳头（实力）说话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迅速失控。那时，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谁战胜了，谁就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公认他的“霸主”地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时期。

而为了在这种激烈竞争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各诸侯国想尽办法招揽人才，鼓励民众献计献策，大力推动“道”和“术”的研究，内容则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医学、外交、权谋等各个方面，希望能够藉此在与各诸侯国竞争的过程中取得相对优势。而取得充分人身自由、地位大大提高的民间人才，则成为了各诸侯国国君的座上宾。他们依托周朝前期建立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基础，纷纷著书立说，行走于天下，游刃有余，有些人竟然同时担任多国的丞相（苏秦、张仪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兴盛也是唯一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出现了。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促成春秋战国时期传统文化大繁荣局面的两大要素正是：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对人才的强烈需求。

同样，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批批震古烁今的杰出人才，这也是整个社会教育的成功。这种历史和现象对我们的启发就是：教育孩子最有利的环境就是“重礼节和荣誉，轻控制和压迫”。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低潮：被封建政权绑架

文化的兴衰有其固有规律，当我们希望出现文化繁荣景象时，就必须研究和遵从这种规律。我们常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来形容文化的多元性和活跃现象。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百花齐放？所谓百花，就是不同种类的花朵，它们对于气候、土壤的要求自然也是植物需求的最大公约数：必须是温和气候、干湿得当的土壤，才能同时满足这百种花所需的生态环境——反过来讲，极寒、极热的气候或者极湿、极旱的土壤能有百花齐放吗？有一两朵就不错了，对吧！所以我认为植物的道理适用于人和社会。当社会的环境走向极端而不再有足够包容性时，是不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那么文化的萎缩就是势所必然了。

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辉煌时代“春秋战国”之后，之所以没有再有历史性的突破，根源在于其被封建统治阶层所压制、扭曲和利用，成为历朝教化、驯服民众的文化工具。当秦朝建立以后到满清，这中间的2122年历史，除了极短暂的朝代更迭期带来的混乱和放松——就基本是封建性质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在统治。当迫切的外部压力消失，统治者最关心就是如何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那么，建立一种方便控制且有利于让民众服从的文化环境，就成了历朝决策者心照不宣的共识。于是，自由的思想和严肃的社会批判成为重大威胁，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因其难以掌控的且容易“启迪民智，滋长不满”也成为必须压制的刚性政策。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论语·第八章·泰伯篇》），意思是说：可以让民众按照国家规范的轨道生活，却不能让他们知道太多。正是这种统治理念的集中体现。

但是这种理念一开始没有找到合适的实践方式，直到汉朝董仲舒，才是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据史书记载，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提出了全面迎合统治阶层意志和需要的文化政策“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候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见班固《董仲舒传》）。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国策的核心是全面压制儒家以外的思想，同时将原儒家思想加以发挥，使之符合“统治秩序”的需要。从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正式作为封建统治政权的附庸而失去了其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当然，这种角色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之所愿。所以，期间难免发生压制—抗争—再压制……这样的反复轮回。而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承担这种被压制和抗争角色的正是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另一方面，与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特点是缺乏可以与封建统治阶层相抗衡的信仰。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竞争中，传统文化的落败无法避免。这也是其必然走向收缩的历史逻辑。

我们再回顾几个对传统文化有巨大压制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国建立以后，为了维护其所谓的“万世基业”，采纳、实施了以钳制天下人思想为主要目的的极端控制政策。秦始皇认为，只要烧光天下的书、杀光天下的读书人，老百姓就会始终归于愚昧，也没有能力反对政权了。有人献计秦始皇“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好一场烧杀，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鼎盛所带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被毁于一旦。“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见《史记·121卷》）

（二）蒙古入侵建立元朝。虽然我们的历史学家总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多么多么的强大，纵然外族入侵也无法征服我们的文化而往往反被我们在文化上所同化……但我们认真考察蒙古入侵华夏建立元朝，还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极大的破坏。元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同于其他征服王朝，那些王朝为了提升本身文化而积极吸收中华文化（比如鲜卑、满清），元朝同时采用西亚文化与中华文化，并且提倡蒙古至上主义。例如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在政治上大量使用色目人，儒者的地位下降以及元代前期长时间没有举办科举等。由于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的传统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这使得士大夫文化地位下降，而属于中下层的庶民文化迅速抬头。这个现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艺术与文学方面则是发展以庶民为对象的戏剧与艺能，其中以元曲最为兴盛。

（三）满清入侵大兴“文字狱”。虽然在情绪上，似乎国人对于满清建立朝代没有对蒙古人那么多的微词，但事实上，满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钳制并不弱于元人。“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出自中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已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见《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据统计，为压制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抗，顺治帝施文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20多次，而乾隆帝施文字狱则达130多次。

（四）“反封运动”和外来文化。虽然历朝都有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压制，但这种压制本质上是“外科手术”性质的，并没有伤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因为你只是叫人们“少看、少想、少说、少做”，并没有叫民众“去信别的”。而“反封运动”和外来文化，则从核心上抛弃了传统思想文化，直接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代”，其对中国历史影响之大、之深远，远超过往。究其原因，本人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秦以来，统治政权将“文化”的话语权收归己有，民间失去代表资格。这就使得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权”逐渐合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要推翻封建政权就必须连带推翻封建传统文化。二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满清末年，传统政权一败涂地，遂连带“传统文化”也遭到国人的全盘否定。鲁迅先生曾说“中医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见鲁迅《呐喊》），他说这句话背景是他父亲被中医中的庸医治死了，他觉得西医才是真正的医。中医的命运其实折射出了当时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一种极度没落且狼狈的处境。但外来文化就一定适合中国吗？我觉得，近年来国学、汉服、考古、古装剧等热潮相继出现，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正在以不可阻挡的趋势慢慢回归和复兴——这突出表明，“传统”二字就像人类体内血液强大的基因，不管你曾经输入过多少别人的血，自己原来的本质属性是很难改变的。

上面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低潮，同时也是社会教育的低潮；这个低点的级别是以千年为单位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自春秋战国以后，越来越难以出现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这不能不说也是我们思考教育的一个重大启示：虽然某种程度上教育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教育的水平，但是整体上却受到社会发展趋势（进程）的深刻影响——以史为鉴，我们有历史格局和战略眼光的家长朋友们，有必要思考跳出当前社会视野局限的束缚，而要敢于从千年级别的文化兴衰史中找寻中国传统教育水平的真正标准；并让它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就如同陈寅恪先生所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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