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认真地想一想，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大百科全书性质的，在小说创作上达到了中国文学史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作品，会像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出自于没听说过有写作经历的王孙公子之手吗？会出自于文学修养不高、粗通文墨的文人之手吗？会出自于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之手吗？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以及古今中外无数文学大家的创作实践，都反复地告诉我们，作家的创作能力与作品取得的成就，大致是对等或者相当的，也就是说，只有伟大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二三流的文人，写出一两篇高质量的诗词、散文很常见，但很难想象，他们会写出《堂吉诃德》或者《红楼梦》这样的划时代的长篇巨著来。天才式的作品，一定是出自于天才式的作家之手，就像《战争与和平》只会出自于列••尼•托尔斯泰之手，而不会出自于阿•康•托尔斯泰之手一样。因此，根据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一般性规律，也根据古今中外无数文学大家的创作实践，我们完全有充足的理由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或原作者应该是这样一个人：

1.他应该是明末至清中叶超一流的小说家，或者还有可能是一位杰出的戏曲家

许多研究者在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或原作者时，常常按照红学中索隐派、考证派的思路，只注意与皇室有密切联系的那些人，或者从参与过政治斗争的历史人物当中去找作者或原作者，而没有敏感地意识到，这位隐藏在历史黑幕后面的作者，这位写出了旷世之作的伟大的作家，首先应该是当时杰出的小说家或戏曲家，而非仅仅是个人经历与家史同《红楼梦》有某种相似度的人。再说具体一点，仅仅指出原作者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名士、学者还不够，而应该对其作出十分具体而准确的定位：他应该首先是当时超一流的小说家或者戏曲家。如果他不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只是一般的文人，或与清廷有某种瓜葛的人，要写出《红楼梦》这样的超一流文学巨著，那是难以理解和想象的。忽视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或戏曲家，是红学界长期以来在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或原作者时，出现的一个很大的疏漏和缺陷。说是疏漏，是因为很多研究者忽视了小说创作的一般性规律，以为小说似乎是任何人或者有点儿文化的人都能写出来的；说是缺陷，是许多研究者在小说家、戏曲家之外寻找作者，结果导致所“考证”出来的所谓作者或原作者，往往与小说创作实践没有任何关系。

众所周知，小说虽然在古代被视为稗官野史之类，士大夫们认为其不能登大雅之堂，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它仍然有着区别于诗词、散文、戏剧、曲艺等其他文学艺术样式所独有的创作规律和审美要求。古人说，诗有别才；其实，写小说同样也是需要特殊才能的，并非只要是文人，就一定能写得出来，而要写到《红楼梦》的水平又谈何容易。就像杂技、魔术、硬气功这些民间杂耍，虽然属于下里巴人，不能登大雅之堂，也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作为一门复杂而高超的技艺，要完全熟练地掌握其基本技能，仍然需要表演者付出艰辛的努力，某种程度上比练就君子六艺更难。与动辄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相比较而言，篇幅短小、容量有限的诗词、散文只是小玩意，而长篇小说却是鸿篇巨制、系统工程，它因为故事复杂、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结构宏伟、包罗万象等特点，而需要作者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创造性才能完成。因而要写出一部十分成功的小说，需要写作者具有相当深厚的艺术功力，尤其像《红楼梦》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巨著，只有具备丰富的小说创作实践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只有具备文学天才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同是清代的文学家，蒲松龄是清前期著名的小说家，他的《聊斋志异》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使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以他的水平和实力，写一部长篇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他似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纳兰性德是清前期著名的才子，但他以擅长作词为后代所推崇，没有涉猎过小说写作。方苞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文学家，但他擅长的是散文，其散文在当时独领风骚，也没有听说写出过什么小说。也属清代中叶的著名文学家龚自珍，其诗词、散文都很有名气，写作的路子也比较广，但也没有写过小说。以上几位清代的文学家，都是在某一个或数个领域开拓、具有相当文学成就的名家，都有自己所喜爱、所能得心应手地驾驭的体裁，但他们却都未从事过长篇小说的创作，说明长篇小说并非是每一个文人都能写得了的，更不用说二三流的文人了。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头号巨匠，小说、散文、杂文、诗歌、评论、翻译等均取得了杰出成就，但遗憾的是他老人家没有长篇小说，虽然这也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据说他也曾有过写长篇小说《杨贵妃》的念头，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最后还是没有能写出来，说明要成功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即使如鲁迅先生这样的文坛巨人也并非易事。贾平凹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其作为小说家的功力和成就无人否认，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曾经也出过两本诗集，据说他当年也对自己的诗才很看重，但谁又认为他会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呢！这表明擅长写小说的文学家，并非就一定擅长写诗；反过来也一样，很多诗词大家，也未必就能写出优秀的小说。刘心武先生为何能续写出《红楼梦》后二十八回呢（这里不讨论其优劣问题）？道理很简单，刘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因长篇小说《钟鼓楼》而得过茅盾文学奖，写长篇小说对于他来说是专业长项。周汝昌先生是大家熟知的红学大家，为什么他续不了《红楼梦》（其实他是很想续出的），而只能写出《亦真亦幻梦红楼》这样八十回后故事的梗概呢？道理也很简单，周先生尽管学问精深，诗词也很见功力，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他不是小说家，研究《红楼梦》没问题，要具体续写可没有那么容易。因而很难想象，一个对小说这种文体缺乏反复训练、熟练掌握和高度发挥的人，能写出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而又名垂青史的长篇小说。

当然，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小说与戏剧两者之间具有很深厚的艺术渊源。首先，两者在艺术品质和表现手法上有很多相近之处，比如都要有完整而精彩的故事，有复杂而波澜起伏的情节，都要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明清章回小说的叙事结构手法、悬念的运用与戏曲的点线结构极为相似。其次，戏曲与小说在题材、素材上经常出现相互为用、互相改编的现象，尤其是小说改编为戏曲，可以说是中国戏曲文学发展的传统，比如《长生殿》是由《长恨歌传》改编的，《西厢记》是由《莺莺传》改编的，更不用说由小说《红楼梦》改编的越剧、黄梅戏等戏种就更多了。因而可以说，小说与戏曲血脉相连，同源异流，艺术特点相似，创作方法相通，能写剧本的作家一般也应该能写小说，或者说剧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时具备小说家所具有的写作功力，既是小说大家又同是戏剧大家的作家，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大有人在。比如，十九世纪后期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还有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都既是成就斐然的剧作家，同时也是十分优秀的小说家。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把小说和戏剧创作高度地融合了起来，做到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此，从小说和戏曲相通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推测《红楼梦》的原作者，也有可能会是当时一流的戏曲家，或者说，一流的戏曲家也基本上具备了写出《红楼梦》的能力。从《红楼梦》文本来看，它确实与戏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前期以前的许多著名的戏曲，如《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剧目中的片段，都在书中反复被贾府的人点唱，并且这些戏曲的剧情和主题，都起到了揭示人物命运、或为后文作伏笔的重要作用。作者非常熟悉一大批戏曲剧目的内容，完全做到了顺手拈来、巧妙嵌入，与小说的情节以及所要表现的主题高度契合，浑然一体。《红楼梦》不仅大量运用了戏曲故事作为素材，而且也确实运用了不少戏剧化的表现手法，使这部小说充满了非常戏剧化的情节，因而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而且，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能够写出《红楼梦》这部鸿篇巨制的伟大作家，也不大可能会终生只写出了孤零零的一部《红楼梦》，而没有其他作品作铺垫、作陪衬，就像宋代著名的画家张择端，并不是只画出了一幅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图》一样。从古今中外无数作家们的创作实践来看，优秀的乃至伟大的作家，其创作都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数量到质量、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他们不会一下子就达到天才的高度，之前都经过了大量的练习和积累，正是这些准备性的、预演性的艺术创作活动，才为他们日后杰作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很难想象，《红楼梦》的作者没有写过其他的小说或戏曲作品，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就凭空制造出一部令世人震惊的文学杰作，这不大符合作家艺术创作的一般性规律。我们现在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或原作者还写过什么作品，那是因为《红楼梦》没有署作者真实姓名的缘故，不知道并不等于其他作品就不存在。

2.他应该是饱读诗书、知识渊博、才艺出众，在多个领域都有相当造诣的著名学者

不少研究者认为，《红楼梦》的作者知识面广、视野开阔、学问精深，对于诗词、戏曲、金石、书画、医学、园林、饮食、印染等各门学问都十分精通，是一个具备通才特点的大文人。对此，周汝昌先生曾这样评价曹雪芹：“他是一个惊人的天才，他是古今罕见的一个奇妙的‘复合构成体’——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他的学识极广博，他的素养极高深，在他身上仪态万方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光彩和境界。”[8]

周先生对于曹雪芹的评价自然有过分夸大、百般渲染、无限拔高之嫌，但也还是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红楼梦》的作者确实非同一般人。但笔者认为周先生的这一段话也存在着明显的缺漏，他将所有能奉送给曹雪芹的头衔都想到了，但最关键、最明确、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头衔——大小说家——却没有，只说是“大文豪”未免笼统含混。明清时的徐渭、归有光、纪晓岚、梁启超都可以称为“大文豪”，但他们能写出或者写出过长篇小说吗？这个问题也正好印证了笔者前面提出的一个观点：忽视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或戏曲家，是红学界长期以来在考证《红楼梦》的原作者时，出现的一个很大的疏漏和缺陷。的确，除了具备创作本身所需的各种艺术素养和写作能力之外，《红楼梦》的作者或原作者至少在以下几方面也同时属于达人。

一是对于家族内部管理十分在行。根据书中所写的贾府内部运作情况，可以看出作者具有相当成熟的管理思想，熟悉大家庭经营运作的方方面面，并且还具有十分超前的改革意识。在他的笔下，以贾母、王夫人、王熙凤为代表的女性主子，构成了贾府内部相当完善和成熟的管理体制，令今人十分惊奇和感慨的是，荣国府中的分层管理机制，居然与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有十分相似之处。如果作者不是对管理十分精通，不是认识和掌握了管理的一些基本规律，如何能塑造出管理达人王熙凤这样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形象呢！

二是在哲学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但与一般的小说不同的是，它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比如所谓的“正邪两赋说”，就是作者提高到哲学认识的高度而“总领”全书，寓其以深刻的含义。从这个“理论纲领”来看，作者心目中最为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所能发生的作用和价值以及他的命运，尤其是作者高度关切的重大问题。“正邪两赋说”这一玄思奇论，是作者对人和事物构成的客观复杂性的哲学认识和解说，作者以这样深刻的哲学思想，完全可以进入启蒙思想家的行列。

三是具有十分广博的历史知识。索隐派红学家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影射清宫秘史的历史小说，从书中的实际描写来看，影射说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且作者也确实采用了不少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素材。但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而《红楼梦》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能在写作时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将许多可以作为素材的历史人物、故事及典故顺手拈来，又不拘泥于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从而让其故事的发展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和普遍性。《红楼梦》超过《三国演义》的地方，正是《三国演义》虽然也是三分真实、七分虚构，但总体上改变不了演绎历史的痕迹，而《红楼梦》虽然也采用了很多历史资料，也可能影射了清廷的权力斗争，但它并不是历史小说，从而获得了很高的审美价值。

四是对于儒释道都有深入研究。《红楼梦》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复杂，但主要是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作为基石，并尽可能地吸收其他各家思想。作者对于儒释道三家都各有取舍，不完全肯定也不完全否定，有合理的继承也有尖锐的批判。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尽管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但多数都与儒释道中某一家或两家有关联，人物的语言经常出现儒释道的专门用语，这种现象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

总而言之，没有渊博的知识积淀和深厚的学术素养，要写出这样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小说是不可能的。而对于读者来说，同样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审美水平，要领悟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内涵，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红楼梦》的作者或原作者并非在所有的领域都是达人，从书中的实际描写来看，他也有一些写得不到位或存在着欠缺的地方。比如，从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具体的商业经营活动不太熟悉，而《金瓶梅》在这方面却是十分在行、特点显著。书中“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是专门为皇室采办杂料的皇商，但书中几乎没有正面写过薛家的人，究竟是如何具体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薛蟠作为薛家的顶梁柱，应该说正面描写其如何具体经营，对于反映他的能力、性格很有必要，但书中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或只是侧面反映一下就放过了。薛蟠的事迹主要是打架斗殴、争风吃醋，作者把他写成这样的人当然没错，但他身处皇商之家，能总是不过问、不参与、不经手商业活动吗？即使写他在经商方面的低能和愚蠢，对他形象的塑造也是会有帮助的。当然，书中也曾写到薛蟠外出经商，但作者仍然回避他的“主业”，而反映的是与柳湘莲如何结拜的事。又如，他对工程建设的实际运作也不太了解。修建省亲别院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建筑工程，对于贾家来说也是一件头等大事，要动用很多人、财、物，并且历时近一年的时间，但对于决策和规划都是如何做出的，工程究竟是如何实际施工的，书中都是从侧面去反映或作概括性描写，给人的感觉是生活实感差了一些，完全由作家去作艺术性的处理。尤其像对于修建大观园作出决策这么重要的事，作者完全避开从正面去描写，全部过程都是通过贾琏吃饭时，宁府的贾蓉通报消息来侧面表现的。贾琏一顿饭都没有吃完，就听到老爷们的决策会议已经结束了。如此仓促和简单的处理犹如儿戏，实在不能不令人惊讶，这会是出现在《红楼梦》里面的情节。难道工程决策的重要性，以及对其作正面或细致描写的必要性，还不如大夫给秦可卿开出的药方？其实细究病源就足以说明张友士医术高明了，再写出一份并无多少必要的药方，反而有画蛇添足甚至卖弄之嫌。

不过，即使存在这样的小问题，也无损《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巅峰之作的崇高地位，我们仍然充分肯定，《红楼梦》的作者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文学奇才。笔者在此这样对《红楼梦》“鸡蛋里挑骨头”，也无非是为了说明，周汝昌先生一连奉送了曹雪芹十多顶金光闪闪的大帽子，差点儿把他捧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并不是完全恰当和得体，比如什么大典章制度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都令人感到似有若无、大而无当而难以把握，反而让其丧失了真实感和可信度。

3.他应该是对中国封建社会黑暗政治有着深刻认识，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者

无论是对于世道人心，还是对于黑暗政治，《红楼梦》的作者或原作者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认识。

尽管原作者在小说的开头一再强调，此书“大旨谈情”，并不敢“伤时骂世”，但读者读完小说，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是在刀尖上舞蹈，以血淋淋的故事和情节，大胆地揭露了皇权的罪恶，暴露了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所谓“护官符”，其实就是封建时代官场的潜规则，做官的不过是“国贼禄鬼”，他们只为官僚富贵人家效劳，哪管平民百姓的死活。这种一针见血的揭露，充分反映出作者对于黑暗政治具有清醒的思考和认识，因而使这部小说渗透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具有很强的社会认知意义。同时，通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案件和情节，对明清社会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僵化的理学等，作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透视和展示，暴露了整个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和虚伪。作者以无比高超的艺术手法，形象地描述并含蓄地告诉了读者，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和灭亡，这种社会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然而，作者不只是继承了古代的民主思想，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还用超越前人的思想进行创作，同情女性尤其是反对男权思想，赞美男女建立在精神因素基础上的爱情，这种崭新的恋爱观是前无古人的。在此之前诞生的《金瓶梅》，同样也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但这部作品最大的缺陷恰巧是不尊重女性，因而使其在思想性上难以与《红楼梦》比肩。

归结起来，《红楼梦》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就是要揭露和控诉那个充满黑暗的社会，把这罪恶的、丑陋的、腐朽的一切展示出来让人们看。《红楼梦》的主旨，也不仅仅是“大旨谈情”，而是让读者思考整个社会之所以黑暗、腐败、丑恶、糜烂的内部运行机制、外部表现形式和未来发展态势，并通过这一切让读者深刻认识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黑暗与腐败的本质。试想一下，《红楼梦》的作者如果不了解皇权背后的层层黑幕，没有对黑暗政治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要写出这样一部具有强烈批判性的伟大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断定，《红楼梦》的作者或原作者，不会是只一味留恋曾经的荣华富贵的公子王孙，也不是一般的有着家仇私恨而借小说发泄的失意官人，更不是擅长编造风花雪月的故事以迎合世俗阅读趣味的末流文人，而是一位对世情有着清醒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的思想者，一位在黑暗中仍然睁大眼睛盼望黎明到来的守望者，一位面对千疮百孔、腐烂发臭的现实渴望能够“补天”的创世者。在当时纲常观念、忠君意识深入人们骨髓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敢于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封建王朝的文人，会是一般的单纯的写作者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清醒的思想者，是置身于封建社会污泥中的一个观念超前、惊世骇俗的另类。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或原作者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明末至清中叶一流的小说家或戏曲家，是一位在多个领域都有很高造诣的大学者，是一位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者。我们可以把以上这三条观点，作为认定《红楼梦》作者的三条重要标准，其中第一条应该为首要基本条件，后两条为重要参考条件。这就是我们从该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出发，从长篇小说创作的一般性规律出发，沿着划时代的作品只会出自于杰出的作者这样的思路，给《红楼梦》的作者简笔勾勒的一副肖像。以往好多研究者考证《红楼梦》作者的主要思路，或者是按家族背景与贾府有相似之处去考证，或者是按人生经历与贾宝玉有近似之处去考证，或者是按某个历史事件与书中所写故事有相似之处去考证，或者是按某处园林与大观园有共同之处去考证，或者是按某处方言词汇与书中的用语用词相一致去考证，等等，这些思路的确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都是在长篇小说写作的这个关键点之外兜圈子，因而最后都难免陷入盲人摸象、隔靴搔痒和曲高和寡的境地。刘润为先生曾经在《文艺报》上撰文，提出过认定《红楼梦》原作者的三个条件：“一是曾亲历富贵荣华，非如此则不具备封建贵族生活的深切体验；二是属于贵族中的‘多余的人’，非如此则不足以理解并创造贾宝玉的形象；三是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化艺术修养，非如此则不足以将这些特定体验升华为艺术创造。”[9]以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来审视，这三个条件除最后一个外，前两个都似乎站不住脚。试想，照刘先生的理论，等于说莎士比亚要写出《李尔王》《哈姆雷特》这样享誉世界的经典戏剧，必须要有当过王子、国王乃至魔鬼的经历，或者说至少要在宫廷生活过才可以，这显然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许多研究者大约就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考证，而忽视了作者必为一流小说家这个最根本的条件，结果便找到了胤礽、弘晳、允禵这些清皇室成员的头上。

因此，寻找《红楼梦》的作者或原作者，必须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换一种思路，也就是从长篇小说创作的一般性规律出发，从该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出发，这样才能不断接近直至找到真正的《红楼梦》的作者。

引用文献

[8] 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9]刘润为，《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文艺报》1994年1月8日。

作者简介

张黎明，男，生于1963年，甘肃省泾川县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先后从事过教育工作、公务员工作以及企业中高层管理工作，现任《新课程报·语文导刊》执行主编。系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

从1985年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飞天》《散文》《散文百家》《读者》《博览群书》《台港文学选刊》等国内100多家报刊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及学术论文共900多篇。出版散文集《瞬间的灿烂》、励志类读物《做个知本家》（与张琦合作）、长篇小说《前途无量》、红学研究随笔集《万千滋味品红楼》。先后有10多篇作品入选不同文集，另有10多篇作品被《读者》等选刊转载。先后获得省市级各类奖项10多次。

长期致力于《红楼梦》研究，已在《书屋》《红楼》等报刊上发表有关《红楼梦》的论文、随笔与杂谈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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