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创建者是唐高祖李渊，他的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似乎李世民更胜一筹。李渊所立太子是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这倒也合于法度。
但毕竟在唐朝初建的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发生了骨肉相残的玄武门之变。我在拙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里写道：“由于这是一场通过‘军事’手段而获得成功的宫廷政变，许多当时的历史真相被掩盖，但基本事实并未淹没。即李世民射杀了他的兄长李建成，手下将领杀死了弟弟李元吉，事后又斩草除根，尽杀侄辈。不管怎么修饰，这总是与儒家思想相悖的，充满了残酷与血腥，无话可说。不过，政治本身就是残酷的，李世民不这样做，或他就得死在李建成、李元吉的刀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先发制人罢了。”
这与隋炀帝弑父杀兄完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因为李世民取得皇位之后，励精图治，实现了“贞观之治”。而隋炀帝却成了残暴荒淫之君，最终断送了开局本是不错的隋朝。
唐太宗李世民的确是一个有政治心胸的人，《贞观政要·论仁义》记载了这么件事。
唐高祖武德年间，有位叫冯立的，任东宫率。东宫，即储宫，也就是太子办公和起居的处所。东宫率，是东宫设置的左右率府的官职，负责执行兵仪宿卫等政令。这个冯立，甚得太子李建成的宠遇。玄武门之变后，“左右多逃散”，冯立非常感慨，叹道：“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旧部强攻玄武门，经过一番苦战，杀死一位屯营将军，遂对部下说：“微以报太子矣！”说罢，解散部下，自己则逃匿于乡野。后自首，遭太宗训斥：“汝昨者出兵来战，大杀伤我兵，将何以逃死？”冯立饮泣而对：“立出身事主，期以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说到这里，难以控制心中的悲痛。
按说，冯立所犯之罪，只能获死。唐太宗反倒“慰勉之”，并立授“左屯卫中郎将”。官位虽低，也是统领侍卫的武职。冯立后来对人言道：“逢莫大之恩，幸而获免，终当以死奉答。”
在唐太宗心里，面对此次变故，当然明白“各事其主”的道理，这个冯立杀不得。这便是政治心胸，它既符合儒家的仁义，也具有冲淡那场“政变”记忆的效果。非豁达的政治家莫能为之，而此为之又非偶或之举。
另有齐王府李元吉手下的“左府车骑”谢叔方，当时在玄武门之变中曾与冯立一起力战玄武门，后见秦王府李世民手下“传元吉首（首级）以示之”，此谢叔方“下马啼哭，拜辞而遁。”后来同样自首，太宗赞叹道：“义士也。”亦授其官职。上面说的那个冯立，在一次与来犯的突厥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披靡。太宗闻之而嘉叹之。”
冯立等，一直未离开李世民的视线，或是在验证自己的一种政治理念，即政治上的包容，在世事巨变之中，一定会得到正面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