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克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后，拥兵30万人，占据中国半壁河山，他已成为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僚中持权最大的官员，超越了清初的吴三桂。曾国荃、彭玉麟、赵烈文、李次清等曾国藩的部属幕僚，他们约集三十多名高级将领深夜求见，欲将黄袍加身与曾国藩，曾国藩面临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面对这些属僚，曾国藩十分冷静地给众人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坦露心迹，放弃了在他手上创造曾氏王朝的机会。
看这段历史，不禁要问，这位手握重兵的曾大帅如果顺应了“民意”，振臂一声高呼，就有机会黄袍加身，一步登天成为一帝。难道曾国藩真的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部将就有劝进之说，早有多人对曾国藩进行了“策反”。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却以韩信之例劝曾独立，曾默然不应。李元度为其撰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此立即撕掉，并斥责了他。彭玉麟直接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句话吓得曾国藩直冒冷汗，把信纸吞到肚子里。王闿运更是三次对曾实施纵横计，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一是率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二是干脆在东南义举，为万民做主。同时告诫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劝曾国藩做曹操。对这些劝进，曾则平静若水浑作不知。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对他说，“你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三个现任总督，还有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嫡系。大哥手里握着20万湘军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纳 10万太平军降兵，这样30万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大哥将成为一代帝王。”曾国藩回答道：“共患难时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贵往往成了仇敌。就说那个左宗棠，他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对我俯首称臣？再说李鸿章，我若平稳安泰他就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他定会反戈一击。还有那个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只丧家犬，谁还听他的？再说，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席难安。”这一番话叫曾国荃无话可说。
事情正是曾国藩预感那样，按咸丰帝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当曾国藩攻克金陵后，慈禧却仅仅给其一个一等毅勇候，并未封王。朝廷还下诏令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江西巡抚沈葆桢本是曾国藩的下级，他却在厘金收入中裁减了湘军的军饷，户部也准了。又有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破坏纲纪等8条罪状，也有人主张严厉追究重要人犯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之死的责任，危机显露。有一些事情涉及到同曾国藩关系密切的恭亲王奕。工于心计的慈禧太后不去碰曾国藩，恐生哗变；而是革去了恭亲王奕的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来了个敲山震虎。
再说当时的客观情况。一是虽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粤皖，这表明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二是浙江左宗棠、江西沈葆桢已被清政府拉了过去，许以高官厚禄，地位与曾国藩不相上下，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剑。三是曾氏对成功没有必胜的把握。湘军号称30万人，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5万人，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四是曾的幕客赵烈文预料“清命不过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曾国藩也相信这点。第五也是最关键的，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使得曾国藩不想当皇帝，不敢当皇帝，不敢拿全家族的命运做赌注，铁了心只想做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面对朝廷的不信任，熟读四书五经的曾国藩内心早有急流勇退的意念。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道理人人知道，但真正能把握的人有几个？伍子胥、韩信等历史上太多的权臣，加上清初年间的年羹尧、隆科多等都因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一段话。”他要向朝廷明其志，独善其身，要做诸葛亮似的忠臣。
正因为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不听从劝进，不去冒险当皇帝，毅然选择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建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曾国藩自削兵权、自去利权，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朝廷的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 12日），曾国藩无疾而终。看曾国藩的遗嘱：“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慎独、守身，是这个儒家弟子的核心思维。梁启超先生说：“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这句话一语中的。
所以说，即使曾国藩有过做皇帝的念头，也是偷偷地一闪而已；绝对不敢高声语；绝对不会向楚霸王那样慷慨激昂向天下放言；也绝不会向赵匡胤那样亲自导演一场黄袍加身的蹩脚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