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写《红楼梦》用了10年，他写《李自成》用了42年；曹雪芹为《红楼梦》“泪尽而逝”，他为《李自成》苦撑到生命的终点。
姚雪垠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大家之一。他以煌煌300万字的历史长篇巨著《李自成》而享誉文坛，至今犹为人所不及。对70岁以下的读者而言，人们之所以能记住他、认识他并折服于他，也多是从读《李自成》开始的。实际上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贡献远不止这些，只不过我们这些后生之人，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之外，所知不多罢了。以我为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因工作关系曾多次到京造访他，自认为较之一般读者，对他算是了解得比较多的一个人。直到最近，我应其子姚海天之邀，帮他协办一个“姚雪垠文学生涯70年暨生平事迹展”，才知道我以前对他所谓的“了解”实在是太过皮毛，充其量也就是一部《李自成》而已。即便是《李自成》，我也并未全部看完，仅看了其中一部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喜欢，而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太过漫长——整整用了42年，几乎等于跨越了两代人。如此漫长的等待，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是很难与它“重续前缘”的。于今想来，幸亏上天假之以年，若是他像曹公雪芹那样“短寿”，能不能在其有生之年终卷，恐怕都是个问题，更别说有机会读它了。
姚雪垠写作《李自成》真称得上是一场文学马拉松。它比起曹雪芹诗句中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中的那个“不寻常”还要“不寻常”。曹雪芹写出一部作品用了10年，而他写出一部作品比曹雪芹多用了32年；曹雪芹为自己的作品“泪尽而逝”，而他也为自己的作品苦撑到生命的终点；曹雪芹为《红楼梦》洒下了“一把辛酸泪”，他为写作《李自成》所经历过的酸甜苦辣，细细道来，比曹雪芹洒下的那一把“辛酸泪”还要令人心酸。
所幸，这次蒙海天兄不弃，给了我一个全面了解姚雪垠的机会。虽然如此，我也只能说仅知道一个大概情况，离完全、深刻、准确的了解、认识、读懂姚雪垠仍差之甚远。因为，纵观他近90年的人生经历，实在是一个太复杂、太曲折、太丰富同时也太让人眼花缭乱的长篇，绝非区区一篇文章所可以道尽的。
他只读过3年小学、一学期初中，却凭借老乡为他假造的一张初中文凭考上了河南大学预科班。老师在他国文考卷上的批语是：“此文可直追汉魏。”
姚雪垠是豫南人，原名姚冠三，1910年出生于南阳邓县（今邓州市）的一个没落地主之家。8岁以前，姚雪垠在故乡姚营寨生活。姚雪垠8岁那年，因家族内斗，一派引来土匪攻破寨子，放火烧掉家宅（幸亏那天全家去外村走亲戚没被杀掉），全家连夜逃到县城避乱，靠父亲姚熏南给人家写“呈子”维持生计。19岁那年，因不堪故乡的闭塞落后及长期失学的苦闷，姚雪垠毅然离开家乡，到省城开封寻找出路。从此，他与开封、河南大学与开封的历史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姚雪垠到开封时只读过3年小学和一学期初中。然而，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和从老师、父亲及平日广泛阅读中获取的知识，姚雪垠刻苦自学数月，补习数理化，一举中的——凭借一张老乡为他假造的初中文凭考进了河南大学预科班。他不但考取了，其作文卷子还得到国文老师的“超级点赞”——写下了“此文可直追汉魏”的批语。后来，这位老师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发现，在你们班有个国文修养很高的同学，不用我来上课，这个同学就可以教你们几年。他就是姚雪垠。”
当时，相对于河南的其他城市，开封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尤其是在文化底蕴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开封并不输于北平、上海和武汉，全省各地的学子们无不心向往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发现有许多知名的作家、学者甚至位高权重的政界要人或多或少地能与开封扯上些关系，就是这个道理。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城市里，姚雪垠居然能得到老师的如此夸赞，实属罕见，这对他的鼓舞和震撼是可想而知的。姚雪垠一生自负，会不会和他早期的经历有些关系，很值得今天的研究者探讨。
姚雪垠初到开封时，有没有《红楼梦》中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感觉，我们不好妄猜。但至少比之于僻居一隅的故乡邓县，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尤其是河南大学，这里不仅有许多他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文学书籍，还有他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思想启蒙类书籍。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类书籍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类书籍。姚雪垠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为他以后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进行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让姚雪垠一生难忘的是，他入学不久，就在1929年9月的《河南民报》副刊上发表了他人生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孤坟》。这是他第一次学着用笔向社会“说话”。虽然不免带有初学写作者粗疏、直露的毛病，但毕竟是第一次发表作品，对他而言，无疑带来的是巨大的、不可言喻的愉悦。同时，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姚雪垠发表作品时用的名字是“雪痕”，取之于苏东坡写给他弟弟子由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此后不久，他又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了另一篇小说《强儿》，署名仍为“雪痕”。但这一名字被他父亲姚熏南知道后，认为不大吉利，就建议他改为“雪垠”。从此，“姚雪垠”这3个字就伴随了他整整一生。
穆青的这段话，就写在他的《忆雪垠老师》的文章里。我曾多次向朋友们提起过。不知为什么，每次向人讲到这里，那医院里的一幕就仿佛呈现在眼前，让我喉咙发紧、声音发颤、眼睛发潮、不能自已。
在河南大学，姚雪垠一直是个很不安分的学生。他一边读书、学习、写作，一边积极参加中共开封地下市委领导的学生运动，经常走向社会，搞集会，向市民群众散发传单，宣讲革命道理。他的这些举动，逐渐引起当局一些人的注意。就在他入学一年后的那个暑假，一个晚上，正在生病的他突然被几个军人带走。在开封警备司令部关押审讯了4天后，因查无实据，他的南阳老乡、辛亥革命老人王庚先把他保了出来。但王庚先后来成了姚雪垠的岳父，却是当时的姚雪垠或许没有想到的。
王庚先出生于1867年，1905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回国，1912年当选为省议员，在开封开办实业和国货市场，曾主持修建过开封南关辛亥革命烈士公墓。姚雪垠到开封后，曾两次亲自登家门向他请教学问。是否那时姚雪垠已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不得而知。但后来把在北平翊教中学读书的爱女王梅彩许配给他，却是王庚先主动请人提出的。
受共产党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姚雪垠思想激进，被保释出来后，仍“不思悔改”，继续隔三岔五地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学生运动。第二年暑期，他被当局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由挂牌开除。与此同时，他还听到风声，说当局要逮捕他。他不敢久留，当天匆匆乘火车逃到北平。至此，他彻底失去学业，开始了在北平和开封之间长达6年的两地漂泊生活。唯一能够让他略感安慰的是，此时他已和王梅彩结婚，有了个一生一世都愿意关心他、爱护他、温暖他、照顾他，和他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爱人。
在北平，姚雪垠住在一个专门为招揽穷苦学生而设的廉价公寓里，过着朝不保夕的艰难生活。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求知若渴的他仍不忘每天步行到离住处很远的北平图书馆去看书，有时一边看还一边做笔记。中午饿了，姚雪垠就吃一个带来的烧饼；渴了，就喝一杯馆里烧的开水。晚上闭馆后回到公寓，姚雪垠要么休息，要么为报刊写稿子，赚点稿费聊补生计。这时，他不幸患了肺结核病，经常大口吐血，但他仍坚持读书写作，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回到开封“养病”，并利用这个机会，到设在龙亭湖畔二曾祠的河南省图书馆看书，或者到豫北淇县中学代课。之后，他再回到北平，继续以前的生活。直到七七事变爆发，这样的生活才结束。
在这漂泊不定的6年里，如果说姚雪垠有什么重要收获的话，以今天的眼光看，至少有两点：一是他通过刻苦自学，大量阅读，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夯实了自己的文字基础；二是他在开封二曾祠的河南图书馆里，意外地发现了记录着李自成3次攻打开封的两本明代实录，一本是李光壂的《守汴日志》、一本是周在浚的《大梁守城记》。这两本书，对明末李自成在河南尤其是在开封对明军的战事，有着极为真实生动的描写。虽然作者明显是站在明朝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但其所涉事实，大体还是准确的。这为他以后进行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创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自然，在当时，他对此也许并未有明确的意识，或者即便是有，也是朦胧的、混沌的、模糊不清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深深根植于他心灵土壤中的种子，便日益清晰起来，开始发芽、长叶、分枝，最终成长为一棵葳蕤茂盛、傲视文坛的参天大树。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他在开封生活及养病期间，经自己的同乡好友梁雷老师介绍，来到距开封百里之外的一所中学——杞县大同中学。在这里，他写作、养病、避难、教书。杞县大同中学是他在河南大学上学时的老师王毅斋教授创办的，可能是当时河南唯一没有特务横行的一片净土。王毅斋是个开明进步人士，姚雪垠在这里过得既安全又不压抑，也不必担心在课堂上宣传进步思想而被人抓住“辫子”。其当时的学生后来的新华通讯社社长穆青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曾这样写道：
“记得当时校园里有一个幽静的小院，姚老师就住在这里。平时，他总是闭门写作，很少外出活动。有时候梁雷老师有事，便请他给我们代课。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上课的情景：经常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大襟上插着一支钢笔。讲起课来从不拘于课本，总是借题发挥，宣传革命思想，语言充满了感情，有时激动起来竟热泪盈眶，使我们深受感动。”
使穆青不能忘怀的还有姚雪垠的仪表风度和他对待学生们的态度：
饱满的热情，儒雅的风度，使姚老师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敬爱。当时学生中有一个课外文艺小组，大家一起阅读进步文学，交流写作体会。和姚老师熟悉后没多久，我们都被吸引到他身边，一得空就去他那间小屋，听他讲文学、谈时局、讲他经历的故事。而他也非常热情，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常常是夜深人静，月影西斜时，他的小屋还弥漫着热烈的气氛。
姚雪垠在大同中学里待的时间并不很长，从1935年年底到1936年，只有几个月，但对学生们来说，他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留下的印象也是深刻的。不然，也不会时隔60多年，穆青还能够连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如此清楚。
姚雪垠不但是穆青的老师，还是穆青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据穆青回忆，1937年年底，开封的形势开始变得日益紧张。他便相邀几个大同中学的同学，找到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办《风雨》周刊的姚雪垠老师。在姚雪垠的关怀鼓励下，拿着风雨社为他们开的介绍信，他们参加了当时在临汾创办的八路军学兵队。自此，穆青便开始真正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姚雪垠和穆青结下的师生情谊，一直伴随了他们几十年的时光。上世纪70年代，穆青获悉姚雪垠为写《李自成》被从武汉借调到北京以后，年年春节都要去看他，言必称老师。1998年国庆节，姚雪垠最后一次中风住院时，穆青去看他。此时，他已经意识模糊，无论穆青怎么和他说话，他都不能回应。穆青起身剥了一颗葡萄，去掉籽儿，送到他嘴里，没想到他竟很快地咽了下去。穆青又剥了一根香蕉一口一口喂他，他也慢慢地吃完了，这让穆青心里感到多少有点欣慰，就又拉着手和他说起话来，谁知他还是毫无反应。想到姚老师昔日矍铄的风采、炯炯有神的眼睛，再看看如今病床上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穆青禁不住一阵心酸，热泪涌出眼眶。无奈之下，穆青拿过来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了“我是穆青，来看你，望你多保重，早日康复”十几个大字，放到他的眼前。停了一会儿，穆青竟发现他的眼里泛起了一点泪光。此情此景，让穆青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恸，放下纸片，踉跄着含泪走出了病房……
穆青的这段话，就写在他的《忆雪垠老师》的文章里。我曾多次向朋友们提起过。不知为什么，每次向人讲到这里，那医院里的一幕就仿佛呈现在眼前，让我喉咙发紧、声音发颤、眼睛发潮、不能自已。我曾多次问过自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我太过脆弱，还是在他们生前我和他们都有过交集？我说不清，一直说不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