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云：“百家之后无奇士”。到了建安年间，士人的风骨豪气已经远远不能与春秋战国时的士人相比。“魏晋风度”表现更多的是一种消极的散漫，这和以前那些“士贵而王者不贵”所体现出的刚强潇洒截然不同。魏晋风骨只是无奈避世的小资风度，而先秦的士人们，身上才真正铮铮铁骨，才是君子的担当。
所以我们看到三国时候，真正的君子少的可怜，更多的是没有自己精神追求和政治主张的受雇者。他们迎合君主的意志，用自己的才华来安身立命，却忘记了芸芸苍生，浩浩天下。
如贾诩，他有着算无遗策的本事，可他却不具备君子的品行。君子最重要的是“有所不为”，而贾诩恰恰是一个无所不为的人，一句话能让关中生灵涂炭的人，他的行径何称君子！可贾诩还算知道羞耻，比他更糟糕的人还有许攸、法正、杨仪等人。当然，还有更多，只会更多。
所幸，在这么一个糟糕的时代，还是有逆流而上的君子。刘虞是一个，荀彧，算另一个。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在浮躁功利的时代，这些君子的评价远远没有那些功利者高。就像你们很多人记住了贾文和的谋算无遗策，记住了郭宇宙的遗计定辽东，却连荀彧的名字都读不对，于是在心里嘀咕着：“这货打酱油的吧。”
没办法，这是个只注重结果的时代，不下蛋的凤凰还不如公鸡，当时如此，如今更甚。在那时，人们虽然失去了荀彧般的坚持，却依然对他的道德高度评价，所以史书上荀彧的评价高于曹营任何人；时至今日，大家的眼里没有同情，于是人们争相辩论着曹操手下谁是最厉害的谋士，八面玲珑的荀公达，祸乱天下的贾文和，不治行检的郭奉孝。却唯独没有那个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被历史评价为王佐之才的荀彧荀文若。
作为汉末顶尖的智士和贤人，荀彧的洞察力和战略谋划能力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为曹操引荐了无数人才，都说魏武强兵，自荀彧始。曹操南下的前的每一次军事行动，我们都能看到荀彧的身影：董卓以乱终，许攸背叛，颜良文丑一战可擒，荆州挥师可定。这些事情无不如其所言，无不如其所策。
即使是在古代，能够真正读懂荀彧的人也很少，唯一的例外是苏轼。许多人头脑都很简单，认为一个人不是帮助曹魏，就是心向汉室，这些人对儒家的精神和文化没有基本的了解。
苏轼说：
“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苏轼读懂了荀彧，假如荀彧帮助曹操是为了借助他兴复汉室，那么他劝谏曹操迎奉天子就不会用“高祖为义帝发丧”作为比喻。荀彧谋的才是天下人，他想让曹操做的是以仁义救天下，天下定则神器至，到时候曹操不论称王称帝都理所应当，都名副其实。
而曹操崇仰的是攻强伐弱，奉行的是王霸之策，没有采取荀彧修复旧都，安定民心的策略，因此才让刘备和孙权一直打着曹操是汉贼的旗帜收拢人心，顽强抵抗。
荀彧想让曹操做的就是收拢民心，效仿当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天下归心，最终神器自来，四海咸服，所以短短几年时间，六国后人便不再嚷嚷复国，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汉高祖真的是万民归心。
而曹操不如高祖远矣，内多欲而假行仁义，晚年更是无法克制自己，称魏公，加九锡，这导致霸业中衰，壮心不克。
荀彧反对曹操称魏公，他说：“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是啊，你连匡朝宁国都还没做好，又有什么资格来觊觎神器？此时的曹操早也没了年轻时的豪气干云，曾经的“汉征西将军，曹侯”的宣言，怕是早已忘却在慢慢征途里，消散在滚滚黄沙中。
事实证明荀彧的看法极有远见。曹操称魏公后，内部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而外部的抵抗越来越嚣张。曹操常常担心内部有变故而无法长期在外征战，这导致建安二十年他没能抓住机会平定益州，使刘备做大，吞并汉川，夏侯败亡，东三郡相继投降，豫州盗贼与关羽遥相呼应，魏国一度风雨飘摇。
而这一切，荀彧早已料到，可他却已无力改变，在忧愤中郁郁而终。带着他那未完成的匡扶宇内，救济天下的美好理想，一起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荀彧追求的是美好结果以及美好的过程，他的目的是安定天下，他的方法是让曹操修复旧都，尊爱天子，到时民心所向，天下可定。
而很多人的目的也是安定天下，但他们都是为了自家天下，而不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他们攻伐不休，战乱不止。
而我们如今已很难理解君子对过程的追求，和对手段合法性的坚持，已难理解独立于成败和物质的精神向往。
也许我们自己， 早已变成了那些不择手段的人。
荀彧死，天下已无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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