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孟子是侧重从心性论角度去阐述孔子的儒家思想,注重于阐发孔子的“内圣”学说的话,那么,荀子却是侧重从心性论与体制论相结合的角度去发挥孔子的思想,更着力于探索“外王”方面的理论问题。荀子对于先秦治理思想中的儒法结合作了深入的探索,值得重点关注。
秦以后,以心性论为主体的所谓“正统儒家”们都不把荀子的思想视为儒家的主流学说,而法家虽承认曾受到荀子的重大影响,但也不把荀子看成是法家的主流代表人物,所以,历来学者对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而这争议恰恰表明了荀子是在融合诸家学说,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而儒、法思想是荀子思想中的主体。
从唐时的韩愈到宋明理学家朱熹、王阳明等,多是从儒家心性论方面去看待荀子的学说的,所侧重的是从道德观的角度去评述荀子对儒家的贡献,其实,荀子的学说是单纯从心性论角度所无法全面概括的,何况,在心性论方面荀子提出了与子思、孟子的“性善论”大相径庭的“性恶论”,更是不受后世儒家所欢迎,在“正统”儒家的眼里,荀子继承和发挥了先秦的法家思想,并培养出李斯、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背叛”,是儒家的异端学说。
比如,程朱理学将荀子归入法家,他们认为荀子的“性恶论”丧失了儒学的理论根基,程伊川认为荀子“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二程遗书》卷十九,《伊川先生语五》);朱熹说:“荀卿则全是申韩”(《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他们把荀子彻底划入法家阵营。
其实,单从道德观或者荀子对法家的影响来判断荀子是儒家或是法家都是很难做出客观评价的,荀子不单纯属于先秦的任何一家,而是在努力兼容各家,当然,融合儒、法是荀子学说的核心理论。
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且对周朝的礼乐也非常重视,他强调“审周道”以建制,但他更多的是从礼乐方面而不是整体方面去继承和发挥“周道”,在政治体制方面,荀子所注重是“承秦制”。荀子曾对秦国的政治制度做过考察,对秦国的治理体制非常赞赏,这也是荀子重视法家理论的重要原因。可是,荀子是矛盾的,他在赞赏“秦制”的同时,又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发现秦国缺乏儒家思想,缺乏礼乐文化,因此,荀子想把“礼治”与秦国的“法治”结合在一起。荀子努力将儒家和“周道”中的礼义思想植入法家的治理理论中,探索礼义政治化和“礼治”与“法治”结合的途径,一方面,在荀学中礼义成了治理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荀学中,“法治”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被一再强调。如果说在孔子那里所主张的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到了荀子学说中,却变成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荀学中,“礼治”与“法治”融合。
显然,仅从儒家的道德观来看,荀子确实是使孔子的儒家思想发生了异变,心性论不再是其学说的主体,荀子更重视治理学说,在“内圣”与“外王”中,他更重视对于“外王”的理论探索。
荀子与那些醉心于探索“心性”“德性”的儒者大不一样,他更注重于政治体制的研究和对治理方式的探索。如何把儒家的“德政”“礼治”与法家的政制和“法治”结合,才是荀子最感兴趣的内容。所以,荀子一直被认为不是真正的儒家。
而且,由于荀子重视秦国的治理经验,重视“法治”,并想引“儒”入“法”,儒法并用,所以,在儒家的“内圣外王”理论上,荀子比孟子等其他儒家代表人物更重视“外王”方面,荀子学说更适应于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成了维护中国式君主专制体制的更具有政治实践意义的深刻理论。
在荀学中,儒家礼义和法家治理理论融合在一起,一方面,荀子继承和发挥了周公“制礼作乐”的理论和孔子的礼义思想,另一方面,荀子又总结了秦国治理经验和“法治”思想,创造了一种亦儒亦法又非正统儒和非正统法家的荀学思想。其实,荀子是把先秦儒家的“外王”学说推向了理论高峰,荀子的政治学说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文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荀子虽然没有像孟子那样,传承儒家的“正统”思想,在后世儒家的视野里,他是非“正统”派,但是他对儒学的创新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荀子通过他的弟子李斯、韩非、张苍和其再传弟子贾谊等,传播了“外王”学说,而荀学也在政治实践发生过重大影响,这都是学术界不该忽略的。
史书中注意到荀学对于古代帝王学说的重大影响,比如,《史记》记载了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而荀子的“帝王之术”正是通过李斯等的政治实践才被后世所重视的;再如,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这是从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来看待荀子的“王道”之说的,但也承认了荀子通过李斯在政治上的影响。
客观地说,时至今日,荀学中的“外王”思想仍然具有相当的探索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一,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理学说,着力于兼容儒、法两家的思想。
《荀子》中有《大略》和《君道》等篇章,主要是论“帝王之术”的,而这类文章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隆礼重法”,比如,荀子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荀子·大略》)
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它阐明了荀子对于君主管理之道的主要论点。荀子强调治政的几个要点:其一,君主要崇尚礼义尊重圣贤,方能治理好天下;其二,君主要注重法治爱护民众才能称霸诸侯;其三,君主若贪财图利搞欺诈就陷入危险境地;其四,君主要治理好天下必须居守于天下之中央区域,而这礼制所需要的。
在这里,荀子很明确地是在融合儒、法,强调君主治理天下既要崇尚礼义,又要注重法令,力图把“礼治”与“法治”统一起来。而且,在强调“重法”时,他又加进了“爱民”,这是在纠正法家严酷无情的冷峻倾向,把儒家的“亲民”思想糅入“法治”中。
此外,荀子特别对贪利、欺诈提出了警告,这实际上是在强调诚信礼义,战国时法家、纵横家、兵家都比较注重权利的获取,而忽略了“重义轻礼”的意义,而荀子却特别把诚信利义提出来,要求君王要警惕贪利、欺诈所带来的危险,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乃是非常深刻的,历来,贪污腐败是政体衰败的重要根源。
最后,荀子把君王居于中央的礼制看得非常重要,“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这一方面从否定四旁来强调中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王者必居天下之中”,从正面阐述王者居天下中的重要性,把这看成是不可不遵守的礼制。其实,这是沿袭了儒家的“德政”思想,以礼制来巩固政治秩序,把伦理政治一体化。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中,“中央”概念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暗喻着权力中心。很明显,荀子所强调的君主需“居中央”的礼制在历史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再如,荀子于《君道》中说:
“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胑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
这一段话说得比前一段话说得更明确和具体。其核心思想仍然是“隆礼至法”,礼法结合,但是,荀子把这一核心思想展开了,从多方面进行论证。
在荀子看来,治政的根本道理和主要理想是:其一,崇尚礼义,法治至上,使国有常规,保持稳定发展;其二,尊重圣贤,重用有才学的人,让民众明白该努力的方向;其三,尊重众议,注重公正考察,使民众不生疑心;其四,奖赏勤劳的人,惩罚偷懒的人,使民众不敢怠懒;其五,听取各方意见,明察一切事情,让天下人能归心。
在荀子看来,国家管理体制若按此运行,便能有重大成效,百吏庶人便能修己安正,诚能受职,成为顺臣顺民;而天子管理天下也就非常轻松了,能“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像是悠然独坐而随心所欲一般。
荀子精彩地描绘了一幅理想政治的成功管理图景,而维系这一图景的两根主线是“礼治”和“法治”,一方面,荀子强调:“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荀子·王制》)强调君主用重用能尊礼义的君子;另一方面,荀子又强调:“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强调君主要重要知法守法的君子,并维护法令的权威性。荀子明确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君主要把“礼治”与“法治”结合起来,把“隆礼重法”作为治国的根本纲领。
第二,荀子改造了孔孟“礼义”思想的德性基础,不仅以“性恶论”来阐释人性的本质,而且把“礼”作了改造和发展,视“礼”为“政之輓”。
先秦儒家历来重视“礼”的范畴,孔子的“内仁外礼”思想影响很大,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充分肯定“礼”作为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性,而荀子却对“礼”作了变革,赋予“礼”更多政治学方面的含义。
首先,荀子认为“礼”在推行政治管理方面起着牵引或指导的作用。
荀子说:“礼者,政之輓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荀子·大略》) 其中,“輓”指的是用来牵引车的物件,而“政之輓”是指政令的推行必须以“礼”为牵引,必须有“礼”作为引导,否者,政令的施行必会受到阻碍,所以,荀子说:“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同上)。
这是荀子所坚持的儒家基本立场,儒家的“礼治”在治国理政中并非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礼”对于“政之性”起着牵引作用。这也是荀子为什么在研究秦国的“法治”时发现无“儒”的原因。荀子主张在“重法”的同时,必须以“隆礼”为前提,需要将“礼治”植入“法治”中。
其次,在对于“礼”的起源的阐释方面,荀子批判了孟子的观点,孟子从心性论角度去分析“礼”,把“礼”看成是内心仁义(善心,浩然之气)的外在表现,而荀子却认为“礼”是起源于“人生而有欲”“欲多物少”的状况。
荀子分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在荀子看来,正是人的欲求与物质供给的矛盾难以解决,才需要制作礼义来限制和协调,“礼”是起源于平衡欲求与物质之间矛盾的需要。显然,“礼”是社会契约论的一部分,它根植于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荀子对“礼”的起源的这一论述比孟子从心性论去阐述更具有深刻性。
再次,对于“礼”的作用,荀子所强调的是“明分”,即财务多寡之分、等级之分等。荀子说:“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先王“制礼义以分工。”(《荀子·礼论》)
为了解决欲求与物质的矛盾,需要用“礼”来区分不同的人对物质多寡的占有。避免欲求与物质矛盾的激化。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而且,对财富多寡的占有与等级是密切相关的,也是“礼”所要“明分”的内容,荀子说:“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
荀子试图以“礼”来区分社会的不同等级,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此外,“礼”的“明分”还有道德方面的不同要求。荀子说:“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悌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不难看出,荀子继承了儒家的尊卑道德观念,并将之与人的经济、社会地位联系起来,把“礼”提高到了区分各种等级的标准,把“礼”看成不仅仅是仁义之心的外在表现,而且是衡量国家秩序是否稳定的准绳。荀子说:“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王霸》)整个社会生活和国家秩序,无“礼”是不成的。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第三,荀子既“隆礼”又“重法”,他是儒家中少有的特别重视“法”的作用的思想家。在荀子看来,“法治”与“礼治”一样,皆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是不可缺少的。
荀子强调“隆礼重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明确提出:“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也就是说,治国是从立法守法开始的,国家的法令如果得不到有效实行,就没有稳定政治可言。
荀子是研究过秦国的“法治”的,他赞扬秦国政治管理的有效性,所以,对于“法治”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荀子十分重视执法的严厉和依法的严肃性,他强调法令在实行中,决不允许以私乱法,坚持以法胜私,他说:“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荀子·修身》)也就是说,不能因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影响执法。荀子极力维护法令的权威性。
同时,荀子还强调在执法过程中,刑罚与罪行要相称,罪重罚轻是不利于执法的。若“罪至重而刑至轻”,“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荀子·正论》)。在荀子看来,罪重罚轻是纵容罪犯,若长期如此,将引发大乱。
荀子认为:“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惩罚罪犯才能保持清明盛世,杀人偿命,伤人必受罚,历来都是一样的,所以,荀子强调:“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荀子·正论》)只有处罚合理,才能治理好国家。
当然,荀子毕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从根本上看,他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的在论述“法”与“礼”的关系时,荀子把“礼”在治理理论中提得更高,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也就是说,礼是刚,法是纪;礼高于法,法从属于礼,“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正论》)。
显然,荀子关于治国的基本主张是以“礼治”来统摄“法治”,是以“法治”来充实和补充“礼治”,把“隆礼”与“重法”统一起来,从理论上说,这是对先秦儒家和法家学说的扬弃与融合,是对于战国时期治理理论的集大成;从政治立场看,这是代表了战国晚期着力于发展封建制的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建立中央集权专政需要在理论上的反应。
所以,荀子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兼容法家思想,在理论追求上是儒法统一,以礼并法;在政治实践上,主张“礼治”和“法治”并用,在管理上是“软”(礼治)硬“法治”兼施,其母的是维护君王集权专制,而这在战国晚期是代表着对统一政治形态的追求,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荀子把先秦的“帝王之术”推向高峰,把“外王”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
首先,荀子的“礼治”归根到底是君王的“人治”,而“法治”是服务于君王的统治需要的。在荀子看来,无论是“礼”还是“法”,最重要的是任用贤人,只有善用人才方能维护君王的专制集权统治。
荀子对任用贤人非常重视,在他看来,治国要“隆礼重法”,而君子是法的本原,也是国家能坚持法治的根本保证。荀子说:“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荀子又说:“君子者,礼义之始也”(《荀子·王制》),荀子把君子看成是带头尊礼的人,所以,君王的统治之道在于任用君子、尚贤使能。
其次,荀子把儒家的“道”解释成是“君道”,赋予君王最高的道德原则,君王成了衡量一切的道德准绳,荀子去掉了对于君王的道德制约。
之前,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把儒家“道统”看得比“君统”更重要,以“道”为标准来评价君王之所为,所以,孟子被认为是在政治上比较开明的儒家学者,孟子曾大胆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
显然,孟子对君王能否真正实行儒家的“仁道”从而实施“仁政”是有所担心的,因而,他不赞同君权的绝对性,主张对君王必须有所限制。若君王有过,必须对他进行劝谏;若反复劝谏君王还不听不改,可以把君王换掉。孟子这一理论是对君王的严厉限制。
可是,孟子对君王的制约被荀子取消了,荀子认为君王是最善于行“道”的人,治理天下不是依靠“法先王”、依“道统”,而是在于行“君道”。
荀子说:“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荀子·君道》)
这就是说,“道”就是“君道”,“君道”即是在于“能群”,而“能群”主要体现为“四统”,即善于养活抚育人,善于约束管理人,善于任用安置人,善于以不同服饰来区分人。因为能做到四个方面,君王便会受到人们的拥护,民众会亲近他、顺从他、喜欢他、以他为荣。因而,“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荀子·君道》)
反之,如果君王不能具备这“四统”,就会众叛亲离,成为匹夫,导致国家衰亡。他说:“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也。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谓匹夫。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荀子还举例说:“省工贾,从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而“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有道之君,能“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荀子·君道》)
虽然荀子也曾引用过《传》里的“从道不从君”的话,但是,荀子治理国家的核心思想是在于“君道”而非“道统”,在他看来,君就是道的化身,关键在于“能群”,在于能将礼义贯彻于治政活动中。荀子从理论上消除了“道统”的独立性,把礼义完全政治化了。孟子等的“道统论”到了荀子这里,变成了“从君即从道”的“君道论”,君王的制约被彻底消除了。
历史上,从周制到秦制变化的关键就在于抑制贵族的权力,从而强化君主专权。法家在秦国所实行的政治改革,就是很典例的变革的实例,法家的改革是致力于废除贵族权力,打击世卿世禄,强化君权专制。在政治生态上,原本封建制度下约束君权的社会力量逐渐被取消了,君主专制权力逐渐被强化。
而法家不但在政治上有改革的实践成果,而且还有理论上的总结,比如,韩非引申不害的话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可以为天下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就是君主集权的理论,荀子正是在法家理论的基础上,把君王专制理论作了非常重要的发挥,荀子把“道”直接解释为“君道”,推崇君主专制极权,取消了对君王的道德制约。
荀子的“君道论”被历史上很多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是杰出的“帝王之术”,荀子把儒家了的“外王”理论推向高峰。
再次,荀子对于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阐述和发挥与孟子等心性论者完全不同了,他所重视的不是由“内圣”推出“外王”,不是由“内仁”转化为“外礼”,不是要求通过心性修养来保证贤君成功推行“仁政”,而是更重视对于“外王”理论在经世致用方面的体现。
荀子从“隆礼重法”,从“礼义法度”方面来阐述“外王之道”,在他看来,礼义并非由内心修为而推导出来的,而是原则、规范、制度、仪式的内在根据。礼义是纲,而法是目,“礼治”能让“法治”得到更有效的发挥。他说:“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致士》)。在荀子看来,礼义是立法的根基,尊礼义,行为便能合法。荀子主张“法后王,一制度”,反对孟子所推崇的“道统”,重视现实政治中的君王统治之道,强调专制一统政治体制的重要性,荀子着力于将儒家的礼义纳入“政统”,提升“君道”的至上权威,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服务,极力拓展“外王”理论的治理内容而非心性修养。
当然,荀子对孟子的思想也不是完全否定的,比如,他继承了孟子“民重君轻”的思想,提倡亲民爱民,荀子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这一“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说法流传至后世,成了影响久远的关于君主平政爱民的形象比喻。后来,在《贞观政要》里,魏征对唐太宗说:“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宴,能留心冶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后,舟水关系成了形容君民关系的生动比喻,所强调的是民重君轻的儒家著名的“德政”主张。
总之,荀子与孟子都是孔子儒家学说的继承者,而荀子重点发挥的是儒家“外王之学”,荀子在诸子百家争论、碰撞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为根基,批判地吸取包括法家在内的各家学说,他是先秦儒家之大成,他完成了儒家传统思想的第一次综合创新。
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君道论”等,发挥了孔孟思想,兼容法家,重视现实政治的经验总结(特别是秦国的“法治”经验),注重社会秩序的重建,对“礼法”理念(政治哲学)进行了系统化阐述;对思孟学派的“性善论”“道统论”等提出严厉的批判,重视礼法约束,重视对于治国之道的探索,所有这些,在古代政治哲学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很大的,时至今日,荀子的“外王之道”乃是很值得深入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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