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性恶论翻译_荀子人性本恶 其善者伪也

荀况撰《荀子》二十卷，明天啓六年序刻本

既然认定人性如此，那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荀子在《性恶篇》中接着说：

故枸木必将待

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在这里荀子首先用了两个比喻，他说枸木必须进行加工，才能由曲变直，而不锋利的金属器具必须经过磨砺才能变得锋快，所以说针对人性之恶，必须用礼法来进行矫正。古代的圣人制定礼仪，其目的就是要矫正人性之恶。荀子如此的强调性恶观，那么，他对于孟子的性善论又是怎么看的呢？他在《性恶篇》中这样写道：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

荀子先引用了孟子的结论，而后针对这种结论进行反驳。孟子说人们爱好学习是出于本性中的善，荀子认为孟子的这句断语不对，这是因为孟子不了解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天生所具有者，不是靠后天演习而得来者，只有那种不通过学习、也不通过努力就具备的东西才能称之为本性。

荀况撰《荀子》二十卷，明嘉靖十二年顾春世德堂刻六子全书本

由以上的这些说法可知，荀子其实强调的是社会修正功能，他认为放任本性，社会就会变得不可收拾，所以要通过礼仪来规范人的行为，对此，他专门写了一篇《礼论》。他在该文中首先探讨了礼的起源：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在这里仍然强调人天生就有欲望，如果任由欲望无限增大，就会引起争夺，因争夺而产生社会动乱，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于是早期的帝王就制定出了礼仪和规章制度，来限制这些过分的欲望，满足合理欲望。因此说，制定出规章制度，这就是礼的起源。

制定出来礼制后，如何实施呢？荀子在《君道篇》中称：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侍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

荀况撰《荀子》二十卷，清乾隆五十一年谢墉刻本，书牌

荀子说，作为国君，就要以礼同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作为人臣，也要始终忠顺于君上；作为人父，就要宽厚而有礼；作为人子，就要敬爱长辈和恭敬父母；作为人兄，则对弟妹们有慈爱之情；作为人弟，就要懂得敬重兄长；同样，作为人夫，要努力上进并且不放荡淫乱，尽量和妻子亲近而又保持适当的距离；作为人妻，如果丈夫守礼，那自己就要对其恭顺，如果丈夫不守礼，那么自己就应当感到恐惧并且警惕。

荀子的这段话，就是规范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犹如后世《三字经》所言：“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

关于君与民的关系，荀子也作出了规范，他在《王制篇》中说：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

马因为自己拉的车受到了惊吓，那么坐在车中的人就有危险；如果百姓害怕政策，那么君王的位子就会不稳定。所以说当马受了惊吓，不如让它安静下来，如果百姓害怕政策，那就应当改变政策，让他们得到实惠。而给予实惠的办法，就包括斟选贤良之士等一系列措施，通过这些措施，使百姓得以安居，心态平和，也就会使得君权得以稳定。而后荀子引用了一句古语，那就是“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况撰《荀子》二十卷，清乾隆五十一年谢墉刻本，卷首

荀子还有一个理性的见解，那就是《富国篇》中所说的不能与民争利：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它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

荀子认为，国家要想富强，一是节约费用，二是让人民富裕起来，同时要善于积累财富。使人民富裕的办法，就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法规，而这种法规就是为了保证人们更加努力生产出更多的食品，但是，也应当按照税法的规定，来从民间取利，同时按照法度来使用税款。如果能够坚持按照这种方式来施政，就会使得天下的财富堆积如山，即使遇到意外灾害，也不能将其穷尽，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作为君王，哪里还用得着担心财富的匮乏，所以说，作为君王，如果能真正做到节约富民，那肯定会使国家富强起来。

当年的封土不小

荀子同时还告诫，作为君王者也要明白，他不可能天生无所作为就能当好君王，《天论篇》中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这一篇的前三句广泛被后世引用。荀子的这段话等于否定了君权天授的固有概念，历史上有尧、舜这样的明君，同样也有着桀、纣这样的暴君，他们都曾经统治天下。上天的公平之处，完全显现在人的努力，如果按规律办事，天下将大吉，反之则会出现乱象，国家如果能够做到增强实力，则上天也不会使这样的国家变得贫穷。如果有了强大的储备，即使在灾荒之年，也不会让天下大饥。所以，社会上有了问题，不要把责任推给上天，因为这些都是人为产生的结果。

荀子墓全景

从上面的这些叙述可知，荀子虽然是儒家，但他掺杂进了一些法家的思想，这也是他受到后世诟病的地方，但相比较而言，他思想的主要成分依然是儒家，所以韩愈在《读荀》中说：“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辞，时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乎？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故《诗》《书》《春秋》无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之志欤！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在这段话中，韩愈也认为荀子的思想不纯粹，但总体上说，还是一本孔子的观念，于是他给荀子下了句“大醇而小疵”的断语。但是宋代的理学大家程颐却认为韩愈说得不对：“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论极好，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扬大醇小疵’，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已自不识性，理甚道！”（《伊川先生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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