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
1942年1月22日，萧红逝世。
1940年初，日军轰炸重庆，重庆天天有警报。这时萧红也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创作，借机调养身体
从1940 年初至1942 年萧红去世，萧红在香港的岁月也成了她生命最后的岁月。
初到港时，香港的蓝天碧水、鸟语花香并没有使萧红忧郁的心情有所改变。内地的许多朋友与她中断了交往，在香港又没有新认识的朋友，萧红的心情依然是孤独与寂寞的。同时，这种心情不好也与端木有关。
（萧红与端木蕻良）
据他们在香港的朋友回忆，端木在港对萧红并不关心。萧红给内地朋友的信件中，多次表达自己想回内地的愿望。这是一封抵港不久写给白朗的一封信：
……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忧郁，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满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以往所梦想的佳境吗？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可能在冬天回去。
不像在内地，萧红这时有整块时间进行创作了。尽管心情不好，但她的创作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萧红到港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呼兰河传》的写作，并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发表。《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部非常独特的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全新的。
它的出现证明了鲁迅先生的预言：“萧红是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看来她有可能接替丁玲女士，正如丁玲接替了冰心女士。”小说似散文又不是散文，似自传又不全像自传，对小城行云流水般的回忆，从头至尾，无一点滞涩，仿佛呼兰河冰冻消融后的河水，那么自在，那么悲伤地向前流着。
萧红去世四年以后，一向以严谨著称的茅盾在《呼兰河传》序里，一方面痛惜逝者，一方面称许这部小说是：“一篇叙事诗，一副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由于爱情生活挫败，也由于自己身体日趋变坏，经过漫长漂泊的萧红这时候笔下产生了对故乡与亲人的怀恋，东北小城呼兰城成了她魂牵梦萦的所在，与以往不同的是，她笔下的人物，如父亲、伯父、继母等不再那么面目可憎，而是显现出可亲甚至可爱的形象。
萧红的身体由于长年失养，经常头痛、失眠、咳嗽。萧红认为都是老毛病，没有充分重视起来。
1941年初，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途径香港，顺便拜访端木和萧红，发现萧红身体不佳，就介绍萧红去玛丽医院查病。1941年秋天，萧红住进玛丽医院，被诊断为肺结核，从此萧红就病倒了。
萧红在住院期间，得到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两位领导人周鲸文、于毅夫的帮助，他们帮助解决了萧红的住院费用。
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一片炮火和混乱，文化界人士纷纷撤往内地。这时一个东北籍作家骆宾基闯入端木和萧红的生活圈子。
骆宾基是萧红胞弟的友人，在战争期间流亡到香港，受到萧红和端木的帮助。骆宾基中等身材，有北方农民的魁梧，紫铜色的脸上戴着一副棕色的眼镜，眼睛不大但充满感情和活力。
（骆宾基）
在萧红病重期间，骆宾基常来看望萧红。这样忙于事务的端木就把骆宾基留下来，照顾萧红。骆宾基一直对萧红怀着崇敬之情，也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此，这个内向的年轻人，在萧红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一直陪护在身边。
有骆宾基在身旁守候，减轻了萧红的孤寂感。他们俩在一起谈天也很投机，以致一些护士小姐以为骆宾基是萧红的丈夫。此时萧红心里明白，端木要打算突围离开，骆宾基才是自己可以托付的人。
在萧红生命最后一段时间，姐弟俩互诉衷曲，来打发孤寂的时光。外面炮声隆隆，萧红紧紧地握住骆宾基的手说：“你不要离开，我好害怕。”骆宾基安慰她说：“你不要怕，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面对萧红凄凉、无助的双眼，骆宾基感觉自己肩头责任重大，同时又有一种幸福、甜蜜的感觉。
萧红说：“我早就该和端木分开了，我们不能共患难，我要回到家乡去，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因为我是一个女人。”骆宾基静静地听着，然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接下来是不停地逃难，不停地躲避炮火，连正常人都不堪辗转折磨，何况被疾病缠身的萧红。香港沦陷以后，萧红又被庸医误诊，在喉咙处开一刀，结果未发现喉瘤，不得不在喉管装上铜嘴呼吸管。这时的萧红连说话都困难，身体更加虚弱，精神也一落千丈。
萧红渐渐地觉着自己在世的时光不多，曾向骆宾基要笔，在纸上写下这样的字：“我将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又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1月22日，香港圣士提反红十字临时医院，萧红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
1月25日，端木蕻良将萧红骨灰葬于香港浅水湾。浅水湾面临大海，水清沙细，滩坡上种满了红影树。春天来了，红花似火，绿树如茵，头顶上是蓝天白云，周围蔚蓝的大海静静地环绕着，风景美不胜收。
（萧红在浅水湾的墓地）
一代才女寂寞而飘零的旅程，在香港画上了句号。她的去世，留给人们无限的惋惜。
萧红可不死。据香港同仁周鲸文回忆：“简言之，萧红的病初时并不严重，不致到不起的境地。首先是主持病的人误了事，其次，是战争把萧红折磨死。” 萧红去世以后，端木对这段历史缄默不语，萧红在病重时，端木是否“缺席”，也已经成为文坛的迷案了。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萧红曾说：“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在萧红短暂的情感生命里，能够结合的，反倒成了对手，没能结合的，终竟成了最爱。
比如鲁迅，萧红懂得他是自己的恩师，自己缺少父爱的心灵在他那里得到慰藉。她似乎比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更加理解鲁迅。我们从她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里，可以发现仿佛许广平只会忙乎鲁迅先生的表面，萧红却深入先生内心。萧红临终前遗言：希望把自己葬在鲁迅先生墓前。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归来后，即前往鲁迅幕拜谒。左起：许广平、萧红、萧军，前为海婴）
萧军也是萧红的最爱，在萧红临终前，曾向骆宾基说，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延安，知道了又有什么办法呢。
比如骆宾基，在炮火连天中的守候，是倾慕，是责任，是爱，更是心灵的相通。
再就是端木，萧红后来嫁的男人。萧红爱过他，萧红也恨他。不过她的爱与恨都是那么的痴情，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中国，萧红带着个人生活的丰富痛苦以及多病不幸的天才身子骨，在流星一闪的短暂生命里，在属于自我的生死场里，演绎一幕爱的悲剧，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怨情仇，只能留给后人去评说了。
本文摘自《何处相守 何来相安》作者：谢一苇，出版：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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