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们到底看了多少遍《西游记》电视剧，或许连自己都数不清。加上《大话西游》、《大圣归来》、《西游降魔》、《大闹天宫》从电视剧到电影再到动画等等各种西游故事，我们自诩对《西游记》了如指掌。然而事实是，我们其实一点都不了解它。比如下面这个问题你就有可能会答错！
问：《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如果回答：“吴承恩啊！”那么恭喜你，答错了！
这时候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怎么可能！
或者反问：不是吴承恩是谁？
嘿嘿，还得听我慢慢道来。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没有任何争议。但是现在不同了，（这个作者）有一个大问号！”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陈洪先生讲的。
要说清这个问题，咱们还得先来简单聊聊《西游记》以及吴承恩的著作权问题，可能情况会比较复杂，但作为《西游记》的忠诚粉丝我想大家一定会想要了解。所以我尽量简单明了地表达，要不各位先搬个凳子坐下，拿点瓜子花生爆米花先吃着？
首先，《西游记》在明代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合称“四大奇书”。其他三大奇书的传播总是带有作者的有关信息，因而作者基本上是明确的。但《西游记》却大不一样，终明一代，既无正史、也无任何野史笔记或文人著作能明确指出《西游记》作者是谁。
没标明作者就算了，甚至无人透露任何与作者有关的蛛丝马迹。这也难怪，毕竟《西游记》在明朝是禁书，可即便是禁书，在地下还是有流通的。而且受欢迎程度极高的《西游记》，作者竟一直无人知晓，也无从问津，岂非“奇书”身上一件奇事？！
无作者名的西游记一直到清代，淮安学者吴玉搢等人发现，《淮安府志》中有记载：“淮安人吴承恩著有《射阳集》四卷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便将吴承恩和小说《西游记》联系了起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胡适对《西游记》的作者作了进一步的考证，肯定了吴承恩的著作权。自此以后，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存在。早在1933年俞平伯先生就提出异议。此后，特别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外有大批学者对吴承恩的著作权开始产生怀疑。大体意见认为：《淮安府志》的记载过于简略，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就是通俗小说《西游记》。
甚至还有学者发现，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西游记》的分类是在“地理类”。这表明吴承恩所写的《西游记》或许只是一本山水游记类书，甚至有人认为没准吴承恩的《西游记》只是一篇文章，和我们熟知的孙猴子《西游记》没有任何关系。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在出版百回本《西游记》时，开始不署作者或者署“无名氏”。如这个版本就写的原作者是无名。（顺便解释一下：这里的“批评”是文学批评，是指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认识和评价的科学阐释活动。不要以为作者是要骂咱们喜欢的《西游记》。）
吴承恩的著作权受到了怀疑，那么谁是《西游记》的作者呢？目前，学术界总体意见如下：或认为明代学者陈元之曾为《西游记》作序，其实是故布迷阵，他就是作者；或认为明朝“青词宰相”李春芳是作者。
因为《西游记》九十五回有首诗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迹”几个字……但是这些都只是一面之词，也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在这些候补《西游记》作者中，还有一位让人眼前一亮。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宝鸡的磻溪。宝鸡的磻溪有什么？或许有人会回答：吉利博悦！其实比吉利汽车更出名的是磻溪的历史，还有曾在磻溪隐居过的那些高人。
《千字文》中有“磻溪伊尹，佐时阿衡”的句子，让古代中国文人从小就记住了磻溪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曾是姜太公吕尚隐居之处，换句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就发生在这里。
我为什么要提到磻溪，因为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载《西游记》作者的石碑就在此处，这块石碑名为《重修长春观记》。说到这里咱们又不得不提曾隐居于磻溪的另一位高人——元初名道丘处机。
这个名字多数人应该都是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里知道的，想必各位都比较了解他了吧。丘处机是全真七子之一、王重阳的得意弟子，曾任全真道掌教，也是道教龙门派的开派祖师。历史上丘处机曾客居宝鸡十四年，其中在磻溪隐居过七年，也算是个“老宝鸡”了。
长春观即为丘早年在磻溪修行之地，《重修长春观记》的立碑人是丘的弟子尹志平任命的长春观观主卢志清。根据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义成先生考证，此碑立于1248年，碑文记载丘处机有三本著作：“曰《磻溪集》，曰《鸣道集》，曰《西游记》。”
胡义成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关于《西游记》作者为丘处机的最早最原始的记载，且此碑立时距丘处机离世仅21年，故可信度较高。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观点，关于这个我最后再说。
你们可能会惊讶：“难道你是要告诉我，《西游记》的作者是丘处机？一个道士？”其实不必惊讶，这也不是什么新的学术观点，因为整个清代所有《西游记》刊本都题有“长春真人邱处机著”的字号。
清代很多学者都是这个观点说，如：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陈士斌的《西游真诠》、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刘一明的《西游原旨》、张含章的《通易西游正旨》等等，清代几个主要版本的《西游记》都奉丘为作者，这也是清时的主流说法。
但这个说法在清代就曾有人提出过质疑，比如：纪晓岚。他认为《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都是明朝的制度，可丘处机是元初的人啊！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则在《道藏》中发现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讲述丘处机“西游”的经历：1219年五月，远在西域征战的成吉思汗遣使来山东召见丘处机。其后，丘以七十岁高龄不辞万里跋涉，率领18名弟子，远赴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行营见成吉思汗。
两人还曾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成吉思汗见丘处机仙风道骨，十分高兴，便开门见山便向他讨要长生不老药。丘处机笑了一下说：“这世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
丘处机在成吉思汗身边一年，多次劝导他：想要得“卫生之道”就要清心寡欲，特别是要“止杀”。要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据说从此成吉思汗的屠城之举便少了很多。
丘处机离开时，成吉思汗还依依不舍地与他辞别，并赐给他许多金银财宝，丘处机都没有收。成吉思汗还下诏免除全真教徒的赋税，并派人率骑兵五千护送他返乡。
后来，成吉思汗又赐给丘处机虎符玺书，丘处机成为国师，全真教成为国教。而凭着虎符玺书，丘处机解救了大批中原人，使两三万被蒙古掠夺为奴的人重获自由。
丘处机去世后，弟子李志常编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了这段不平凡的旅程。丘处机足迹遍及今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该书也成为后人研究13世纪中亚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并相继有俄文、法文、英文译本问世。
所以钱大昕认为，这才是丘处机的《西游记》。
但问题又来了，有学者认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并非邱处机本人所写，而是其弟子写的，故不能算是丘处机的作品，难道丘处机的后辈们连祖师的著作都分不清吗？
况且《邱祖全书》中分明写道：“吾《西游记》首言：‘凡七窍者，皆可成真，吾子只六窍耶。’”此句不见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反而大体和小说《西游记》第二回和第三回中所说的相同，只是小说中说的是“九窍”。
此外，《西游记》原著中有大量的道教术语和全真教道士的诗词作品，以至于上个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柳存仁专门撰文指出《西游记》与全真教的关系。此后，又有学者陆续补充研究成果和若干材料。据此，《西游记》与全真教关系密切已渐成学界共识。
综上所述，借助南开大学陈洪教授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西游记》曾一度是全真教的教科书。明代中后期，有文人在此基础上，经过大量删减和修改，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百回本《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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