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经历的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文字狱_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到哪里

苏轼是诗、词、文、赋、书、画的全能文化巨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无人能与他并肩；而在为人方面用一句话就可以将其概括：“一肚子的不合适宜”，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一生才多遭磨难，屡遭贬谪，连他写的诗歌都成为了别人陷害他的工具。

宋神宗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被调到湖洲就任知州。湖州是个风景秀丽的山水之乡，民风淳朴，物产丰富但因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北宋朝廷的重重剥盘，人们的生活可谓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苏轼既为湖州的山水名胜吸引，又为城廊萧条、土地荒芜的景象而忧心。正当他准备与湖州的民众一同抗灾救荒时，一场厄运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事件的起因是由于苏轼作诗讽刺新法而引起的，因为当时新法的提倡及主持是当朝宰相王安石，而苏轼因为政治观点与其不合，又不想与王起冲突，便主观申请调离京城，求任外宫，因为有所顾忌，也没再直接的批评新法。但他在地方官任上，确实看到新法推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病，因而深感忧虑和担心，但又不好直接点命批评，于是作了些讥讽新法的诗。比如，他在给弟弟苏辙的《戏子由》诗中写到：“诗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盐齑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旌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小风骚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民更鞭。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意思说，朝廷只讲刑法，苏辙不读律便得不到重用；到各地督行新法的提举官冠盖如云，气势煊赫，扰得地方官吏很为难；自己并无功劳，但只要顺从新政，就能坐享荣华；对贫苦疲民的鞭篓是自己平生所惭愧的，而现在却习以为常，不觉得羞耻了；自己虽不赞同那些督行新法者的做法，但嘴里只能唯唯诺诺。又如《寄刘孝叔》一诗写到：“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起马西来各开府。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资斧。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谍纷如雨。尔来手实除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诏书侧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意思说，朝廷遣使到各地，置三十七将军，开矿、伐木，闹得鸡犬不宁，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保甲法、方田均税法、手实法等，都扰乱了民间的安宁；皇帝的诏书虽然出于好的愿意，但无能官吏拟行时却劳而无功。此外，《和述古冬日牡丹》诗写到：“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讽刺执政大臣只知花样翻新，致使百姓得不到短暂的休息。《山林五绝》中写到：“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嘲弄青苗法毫无便民之处。由于苏轼在文坛上负有盛名，这些诗作在文人士大夫中流传得很广。

宋神宗熙宁九年十月，由于保守派对新法的强力攻击和变法派内部的利益冲突及矛盾斗争，王安石被迫再度罢相。但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提拔重用的一些“新进勇锐之人”仍在朝中很有势力，掌握着实权。在这些新进之人中，有一些是心术不正的野心家，他们对异己的排斥打击比王安石在位时更加厉害。苏轼到湖州上任后，向朝廷上了一道《湖州谢表》。在谢表中，苏轼又发了两句牢骚，说神宗“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所以有此项任命。“新进”、“生事”这些话深深刺痛了朝中某些人，于是他们群起攻击陷害苏轼。这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檄、何正臣等人，摘引苏轼《湖州谢表》中的一些话和二十余首诗，接机上书弹劾苏轼，说苏轼妄自尊大，包藏祸心，肆无忌惮地埋怨皇上，讪谤朝政，谩骂新法，毫无人臣之节，他们要求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神宗对苏轼那些诗也有些恼火，因此命令御史台派人将苏轼拘捕入京审问。李定等人遂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

当时朝中的驸马都尉是苏轼的老朋友，在得知信后，立即派人飞马加鞭驰告正在应天府（南京）庄职的苏辙。要苏辙火速告知湖州的苏轼，因此在皇甫遵到达之前，苏轼已知道了这件事情。皇甫遵一到湖州，立刻前往湖州公堂，态度非常傲慢。苏轼问权知州事祖无颇该怎么办，祖无颇回答，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有出去见他了。苏轼等人来到公堂上，皇甫遵视若无人，不发一言，而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朝廷究竟如何处置苏轼，因此气氛十分紧张。僵持一会儿，苏轼只得先开口：“既然臣下激怒了朝廷，今日想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唯请求允许回后堂与家人诀别。”听了这番话，皇甫遵才说：“事情还没到这个地步!”祖无颇乘机试探地问：“太常博士必有文书吧?”皇甫遵厉声问他是什么人，祖无颇回答说是权知州事，皇甫遵这才拿出文书。大家看到只是一般的拘捕文书，才松了一口气。

皇甫遵催促苏轼立即起程，苏轼镇定地与家人告了别，并对哭得死去活来的妻子王氏安慰了一番。王氏让长子苏迈陪苏轼入京，以便沿途照顾苏轼。苏轼到湖州仅三个月，但已很受当地民众的爱戴，当他被狱卒押解出城上船时，湖州的父老都流着眼泪为他送行。

到京城后，苏轼被关在御史台狱中，时时被御史台提审。起初苏轼为了不连累其他人，还否认与人有诗文来往，但由于他与朝廷内外大臣的来往诗文已被御史台抄获，最后只得承认与人有来往。结果，因为曾与苏轼交往而受牵连的内外大臣竟多达二十余人，其中著名的有王诜、苏辙、李清臣、张方平、司马光、范镇、陈襄、孙觉、李常、刘篓、刘挚等。

苏轼在狱中自料难逃一死，遂将日常服用的青金丹藏下一些，准备一旦定下死罪，就超量服用自尽。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场虚惊。苏轼曾和儿子苏迈约了一个暗号，平时送饭菜只送莱肉，若有不测便送鱼。一天苏迈因事外出，临时托一位亲戚去送食，但匆忙之中忘了向亲戚交代此事。这位亲戚恰好做了一条鱼送去。苏轼见了大惊，以为死期到了，便写下了两首诀别诗，托狱卒设法转交给苏辙。幸好狱卒待苏轼很好，他不仅对苏轼侍候得很周到，每天都送热水给苏轼洗脚，还安慰苏轼说：“学士的事情一定不会到死的地步!”苏轼才没有自杀。

事实上，从对指控苏轼的那些诗歌来看，其中虽有些是讥讽新法的，但更多的是对时弊的指陈与感慨并未针对新法，还有一些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当时，朝中大臣对此案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李定、舒霰等人是必欲置苏轼于死地的，有些人则是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还有些人生怕牵连到自己，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敢于挺身而起营救苏轼的人也为数不少。苏辙上书为哥哥解释开脱，并请求用自己的官职(苏辙当时任应天府签书判官)为苏轼赎罪。变法派大臣章悼虽与苏轼政见对立，但也为苏轼说情，他劝谏神宗说：“先帝仁宗得苏轼以为一代之宝，现在反而将他投入监狱，恐怕后世会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宰相吴充劝神宗说：“曹操如此猜忌，还能容忍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榜样，难道还容不下一个苏轼?”，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虽与苏轼政见不同，但也十分爱惜这位奇才，他上书给神宗说：“怎么能在圣世杀才士呢?”正在病中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她对神宗说：过去仁宗从制科得苏轼、苏辙兄弟，高兴地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现在苏轼因诗人狱，怕是仇人对他的中伤吧!神宗本人对此事也是犹豫的，他虽对苏轼的一些诗感到不快，但对苏轼的才华却是十分赏识的，因此并不想重办苏轼。

最终由于上下内外的多方营救和神宗的内心倾向，苏轼终于被从轻发落。这年十二月，案子了结，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王诜同受贬斥，司马光等二十余人各罚铜二十斤。

这就是北宋时期一场著名的文字狱。御史台别称乌台，而案子又是因诗而起的，所以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

奸臣与忠臣之间的斗争，文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因为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对思想的控制尤其严格，而一般文人型臣子又有“文以载道”的创作烙印，因而有时难免会写出一些不合适宜的东西，而这一点最易被那些奸臣逆子所利用，将其当作忠臣攻击朝政的口石。苏轼便是其中很好的一例，试想如果不是他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不支持新党也不维护自觉，两边都攻击，不屈己，不媚俗，不随流，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又怎么会拿他这些“小诗小文”作攻击点呢；当然，我们这么说没有丝毫贬低苏轼的意味，相反，尽管苏轼因个性和文章闯了不少祸，导致其一生多遭贬谪，多不得势，但是也正由于他的性格和文章，他也才能在历史上河中留下浓重的一笔，人们也一定会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一生的功绩，给予其无限尊重和赞扬。只是在这里我们重点要看的是那些奸臣贼子的险恶用心和其借刀杀人的“功夫”，让我们对历史有深刻的认识，清醒的看到：那些奸臣逆子要扳倒忠臣是绝不讲什么有理还是没理的，只要是能达成其目的的东西，他们都会不择手段的“借”来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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