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最著名的两首长诗，当然就属《长恨歌》和《琵琶行》了。清代诗人赵翼认为这两首诗是白居易的代表作，他在《瓯北诗话》中说：“香山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又有《琵琶行》一首助之。此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
白居易的诗文流传至今者，有三千六百多首，这个数量是唐诗个人作品中数量最大者。而赵翼则认为数量多不是最重要者，如果白居易只留下来《长恨歌》与《琵琶行》，就足可以不朽。
盛开的腊梅
《长恨歌》当然太有名了，尤其里面的名句比比皆是，比如该诗的前半部分：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此诗结尾点题，至少让我读来不像政治诗，反而更像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在后世广泛传唱，并且受到了各界评论家的赞誉，比如梁廷楠在《曲话》中说：“以绝好题目，做绝好文章。”白居易去世后，宣宗皇帝李忱写了首名叫《白居易》的诗怀念他：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皇帝竟然写诗吊唁大臣，这种做法在古代不多见。宣宗皇帝在这首诗中也同样点出了白居易的这两首长诗，并且说白居易的文章已经让天下人全都熟知。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这两首长诗在社会上流传甚广。而作者本人也同样对自己的作品颇为满意：“一篇《长恨》有风情。”也正因为《长恨歌》太有名了，后世为此又展开了各说各有理的评价，比如有人认为《长恨歌》里的情节是模仿和附会《欢喜国王缘》变文。这个说法出自陈允吉《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
由此进入
还有的学者认为《长恨歌》表面是写玄宗皇帝跟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而实际上是白居易想借此来抒发自己的情怀。白居易在年轻时曾经跟一位叫湘灵的少女谈情说爱，后因故被迫分手，所以后来他就写了《长恨歌》，以此来隐喻他跟湘灵之间的故事。所以，日本学者近藤春雄在《长恨歌、琵琶行研究》中认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专一爱情的歌颂，其实是白氏借他人酒杯以自浇块垒。
牌坊的背面
也许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比如《本事诗·嘲戏》中有这样一段话：“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
看来，前人也觉得《长恨歌》中的一些诗句跟变文有一定的关系。但说《长恨歌》是对专一爱情的歌颂，这种说法倒是值得商榷。从白居易的经历来看，他对这件事好像没那么介意，比如《南部新书》上说：“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却遣回钱唐。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唐苏小小，忆君泪淚染石榴裙。’”
白居易墓
白居易当杭州刺史时，有些妓女跟他有关系。这倒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毕竟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开放。然而有意思的是，他离任时，竟然把这些妓女带回了老家。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回老家后不久，他又把这些妓女遣送回了杭州，《中吴纪闻》卷一上说：“白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蝉、态等十妓，夜游西武邱寺。尝赋纪游诗，其末云：‘领郡时将久，游山数几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
另一侧的碑券
白居易在当官时，竟然同时带着10位妓女夜游寺院。这种做法恐怕已经超出了常规。再比如后世形容美女，大多会用“樱桃小口”或者“小蛮腰”这类的词，其实这类词也正是白居易所发明者，《本事诗·事感》上说：“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
墓碑
原来“小蛮”是一个妓女的名字。白居易年岁大的时候，小蛮还跟着他，他对小蛮颇为喜爱，曾有诗作来歌咏此事。这首诗竟然流传在外，并被广为传唱。后来宣宗皇帝听到了，问此诗是何人所作，于是有人告诉皇帝。
看来白居易对找妓女之事不以为意，并且写诗让天下传唱，皇帝也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妥。既然如此，那么把《长恨歌》解读为是对专一爱情的歌颂，这种判断恐怕与事实有些忤格。当然，这种判断的前提是：找妓女与对爱情的专一不相忤格。
韩国人立的纪念碑
白居易的《琵琶行》当然更有名气，虽然这首诗不短，如果加上序言则更长，然我至今依旧能够全文背诵。尤其是此诗中对于弹琵琶的细节描写，其竟然可以把琵琶弹奏的手法用了一系列形容词予以描绘，这种作法无人能及。而诗中的最后一段，白居易则大发议论，由此写出了那千古传唱的名句。对这段名句，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称：“白诗云：‘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则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已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浮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而对于该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蹇长春在《白居易评传》中说：“在我国文学史上，叙事诗并不发达。在《长恨歌》、《瑟琶行》之前，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和《木兰辞》那样的长篇叙事诗，更属凤毛麟角。白居易在中唐叙事散文、唐传奇兴盛的大背景影响下，把叙事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
白居易撰《香山诗钞》二十卷，清康熙四十年东臯园慎俭堂刻本，书牌
白居易撰《香山诗钞》二十卷，清康熙四十年东臯园慎俭堂刻本，卷首
白居易作了几千首诗，除了这两首之外，其实还有太多有名者，比如《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而今我读到他这首诗时，大有感觉。虽然离他诗中所说的四月还有一段时间，但眼前已经成为了芳菲世界，看着园中盛开的桃花，让我不由得想起他这首诗。而此诗中的后两句，也让人能读出弦外之音。
白居易的《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更是后世千年以来咏叹不已者，该诗大受研究者赞叹，明杨慎在《升庵诗话》卷三中说：“诗有丰韵。言残阳铺水，半江之碧如瑟瑟之色，半江红日所映也。可谓工致入画。”
而王渔洋也在《带经堂诗话》中对该诗予以了较高的评价：“绝句作眼前景语，却往往入妙……似出率易，而风趣非复雕琢可及”。
俞陛云则认为这首诗中的“可怜”二字别有深意，其在《诗境浅说续编》中称：“通首皆写景，惟第三句‘可怜’二字，略见惆怅之思，如水清愁不知其着处也。”
白亭
但不知为何，吉川幸次郎却只喜欢白居易的长诗，而对他的短诗则另有微词，吉川在《中国诗史》中称：“只是他的短诗与长诗相比，难免显得差劲。繁复原本就是适合于长诗。他的短诗，尤其是晚年所作的七言律诗，像是把扩张的感情硬截下一段来的作品很多。这样的诗几达数百首。如阅读原诗集的话，这种琐碎的反复和堆砌，就产生一种压力。”
白居易雕像
白居易的诗作中有《放言五首》，其中的第三首，我最为喜爱：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写得很有哲理，白居易认为对一个事物的判断，一定要满足相应的周期，想要搞清楚宝玉是真是伪，那就放在火里烧上三天。他的这个做法是否可行还值得商榷，但他所言的后一句倒是有些道理：认识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交往，才能了解对方的本性，白居易给出的期限是七年。看来这个期限有些道理，我觉得“七年之痒”恐怕就是出自白居易这首诗中给出的期限。
河对岸的龙门石窟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召开了科技大会。在那个会上，郭沫若写了篇《科学的春天》，这篇文章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此文中的一个段落被选入了中学课本，被选择的段落中，就有郭沫若引用白居易的一句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句诗由此而响彻大江南北。
那时郭沫若没有在文中说明这句诗的出处，这让我跟小伙伴们误以为是他的诗作，而后方知此句出于白居易的《忆江南词三首》，其第一首为：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以他那特有的笔调，创作出了太多的名篇，让后世得以咏唱，而他诗作中的俗，也成为了他区别于其他大诗人的主要特色，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四中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
乐天祠外观
赵翼将元稹、白居易跟韩愈、孟浩然的风格进行比较。他认为韩、孟的诗风是“奇警”，而元、白的诗风是“坦易”。“奇警”者，就要想办法说出别人没有说过话，“坦易”者，则一定要说别人想说之言。经过一番比较，赵翼得出的结论是：元、白胜于韩、孟。
赵翼的这个结论受到了刘熙载的赞同，刘在《艺概·诗概》中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看来，刘熙载认为白居易的诗作看似通俗，其实是进入了更高的一个境界。白居易的诗广泛流传于社会，在文化普及方面，他所做出的贡献是其他诗人不容易做到者，比如《古今诗话》上说：“雄州安抚都监称宣事云：‘虏中好乐天诗，闻虏有诗云：乐天诗集是吾师。’”连未曾开化的蛮荒之地都有喜欢白居易诗的人，这样的社会感化，应该超越了武功。
进入院内
白居易号乐天，从他一生的经历看，他的确是乐天之命，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由是言之，乐天之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所谓禅学者，不过装饰门面之语。”而白居易则在古人所言的“小隐”与“大隐”之间，又发明了一种“中隐”，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诗，就叫《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白居易在这首诗中解释了这三隐之间的区别，而后他的结论就是大隐与小隐都难两全，唯有中隐最合适，这也就是他人生态度的最好诠释吧。
白居易去世后，《旧唐书·本传》中称：“遗命不归下邽，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而后李商隐给他做了墓志铭，此铭中称：“十一月，遂葬龙门。”而今白居易的墓仍在龙门，于是就有了我的两次探访。
嵌在墙上的刻石
白居易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南13公里处，洛龙区龙门镇龙门山东门琵琶峰上。我的第一次探访就不顺利，当时出租车把我送到了白园的入口处，门口的把门者告诉我需要买票。这本是当然之事，然我却找不到售票之处，把门者告诉我要到河对岸的龙门景区买通票。我望着那遥远的河对岸，看着那里如云的游客，于是跟那位把门者说，让我折返这么远的路购票，太费气力了，而今我已经到了门前，可以如数付票款。然此人面无表情，坚决不同意，其蛮横的态度让我跟其吵了起来。因为白园门口不能停车，出租车司机已经将车开到了很远的停车场，我怎么可能步行这么远买一张票再返回来？！这里的不通人情让我一堵气调头离去。
祠堂
但是，白居易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了，我的写作绕不开这座高峰。没有办法，时隔一年之后，我又来到了白园的门前。在现实面前，也只能低头。我来此之前，已经先到龙门景区花了120元购买了通票，而这里的诸多景点我都无心闲逛，手持通票，唯看此园。
白园颇大，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小公园，事实上应该是因着白墓而建的公园，然后圈起来收费。收费也就罢了，还一定要跟龙门景区捆绑在一起。虽然此次再来已经心平气和，但看到此地的这种做法，还是由不得自己又生一肚的抱怨。但是走在园内，还是有惊喜在，比如看到了正在盛开的腊梅。这是我多年没有看到的了，一眼望去，心生欢喜，一肚子的抱怨话也随之没有了踪影。
“一代的诗圣白居易”
白居易在山顶上，新修古貌，周围有许多纪念性质的碑，新者有之，旧者亦有之。整体感觉，白园保护得较好，再加上我来的时节不是旅游旺季，而且这里的游客较少，这使得的焦躁的心情得以化解。当我站在白居易墓前之时，对这位伟大诗人的崇敬感油然而生。我在他的墓前鞠了一躬，以此感谢他的诗句给我带来的愉悦。
白居易的墓经过两次探访，终于得以朝拜，但他的故居遗址，虽然我已找到，但我还是心存疑问。后来在资料上查得，在河南省郑州地区新郑市辛店镇辛店村，还有白居易的祠堂。于是当我在郑州地区探访时，其中一个目的地就是前往辛店村去寻找乐天祠。
祠堂的另一侧
很容易的在主街上看到了白居易祠，从外观看祠堂的大门建筑风格有点像道家的祠堂，大门的上方写着“乐天祠”，两侧的墙上写着“乐天故里；彰吾祖德”。看来这里是白居易的故里。当地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乡贤，在这里给白居易建起了祠堂。然而当我来到祠堂门口时，这里的大门却紧闭着，于是只能站在院门口端详外观。
此处大门上面贴着横批“居易遗风”，这个横批跨着左右两扇门，像是法院的封条，看来此门并非入口。侧边有郑州市文保牌，上书“白氏祠堂”。到其门而不能入，这当然不能令我惬意，于是我用力地推了推正门，里面似乎用东西顶着，大门纹丝不动。接着，走到旁门用立一推，门竟然开了。
白居易撰《新雕校正大字白氏讽谏》不分卷，清光绪十九年吴门徐元圃刻本
我走进院内，第一件事是先看看正门是用什么顶着的，原来里面有一根木杠子，以45度角戳在地上的凹坑内，这种古老的防贼顶门方式竟然到这个年月还在使用着。不知当年白居易家是否也是如此做法。
院落仅一进，占地约一亩大小，正前方有祠堂，右侧的一排厢房基本已经坍塌，左侧的一排房还算完整，院里停着一辆破烂的摩托车，车钥匙还插在上面，我猜想厢房内一定有人，但我在院内四处拍照，耗时约一刻钟以上，却始终没有看到院中的人，我刻意的站在窗下，静听了一会儿还是没能听到任何的动静，本想敲门去向房主了解白居易祠的情况，但走到那个门还有一米远的时候，我不知自己为何停下了脚步，倒也谈不上是害怕，那一瞬间的心态我自己也想不透，于是放弃了敲门，继续在院中进行着自己的拍照。
祠堂不大，占地约二十余平米，房屋建在一米多高的石台之上，祠堂建有开敞式前廊，侧墙上嵌有几块石碑，其中一块是白居易的《琵琶行》。我在这里看到了自己喜爱的诗，顿时增添了三分亲切感。
白居易撰《白氏文集》七十一卷，明嘉靖间伍忠光刻姑苏钱应龙修本，卷首
祠堂的另一面是嵌着两块对联式的竖条碑，上面刻着“居易字经同祖同宗，鼎力相助与我辛店”。祠堂的大门上着锁，从外观看，上面的木条保存的较为完整。在祠堂的侧面还看到了一块两米多高的圆头碑，居中的大字刻着“一代的词圣白居易”，字迹刻的很浅，但是这样口语化的刻碑倒不多见。也许这是今人刻意模仿白居易诗作的通俗，但读来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我仔细辨认着落款儿，原来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石原润所立，看来这句评语是由日语直译而来者。这块碑的落款为“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在这块碑的地上还横卧着一些石条，上面还刻着一些字迹，从风化程度看应是明清的故物，院墙上还镶嵌着几块碑，上面的字迹完全不能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