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华夏出版社重版高阳著作，扉页印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用以宣传。作为现代通俗小说的两大重镇，金庸和高阳，无论是出身、写作内容或是口碑，都足有可供比较的地方。网友刘国重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可供参考。金庸和高阳，同为撷取旧史以作小说，两人的小说中，又往往穿插以各种古典知识，并且浑然天成，不予人炫博之感，实在都是高明的手笔。
然而细究起来，两人的小说面目完全不同，历史对于金庸来说，不过是戏台背后的幕布。金庸笔下真正的主角，皆是虚构的人物，其着力点，在江湖而不在庙堂。（《鹿鼎记》里的康熙算算是例外），自出机杼。这点大概近于《金瓶梅》《红楼梦》的路子，是文人自家的创作。高阳则不然，其著作中的主要人物，如胡雪岩、慈禧、曹彬、高斌等等，无不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记载颇详。至于李娃、虬髯客等等，也是根据已有传奇小说发挥，依傍的痕迹非常明显。大处都能按照史事铺陈，这点大概是《三国》《水浒》的传统？相较而言，金庸虽然也用古典元素，不过已经是纯然现代小说家了。而高阳则近于说书人一般。虽然是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两种题材的差别，不过也毕竟见出作者的旨趣和追求。即便同是历史小说，此岸众多作者的创作路径，也与高阳颇为不同。最近读《金瓯缺》，对此颇有体会。
高阳是世家子弟，文史俱佳，《高阳说诗》可以作为代表，其中关于李商隐七律用典和实事的考证，小说《凤尾香罗》中多有发挥，确实是很高明的手段。另外，台湾近代史学者林文仁在《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也特别向高阳致敬，表彰其对晚清政局研究的洞察入微。同样以世家子弟为文史之学，近代最有成就者无过陈寅恪。高阳的小说文章，对于晚清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同情，可以窥见世家子弟的取向。而陈先生，虽然因为家世渊源避开了晚清史研究，不过他的诗作治学取向，也同样清晰地显露这种心绪，对此，许倬云曾评论道“他写的关怀基本上不在历史本身，自己摆在历史里。”
无可讳言高阳小说也有弊病，最为明显的是史观的陈旧和正统，其次是叙事的枝蔓随意。在《胡雪岩》这些较成功的著作中，这个毛病虽然有，但还不是特别明显。至于《清官册》《大将曹彬》这些小说中，颂圣之处比比皆是，人情极美之处，而往往掩盖历史的残酷。这里可以回到高阳和其他几位作家的比较，梁羽生是左翼知识分子，这种理念贯注于他的小说之中，可不赘言。即便温和如金庸，在涉及历史处，也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唯有高阳的小说，观念最为正统，这点也能见出高阳的小说并非小说家的创作，而是近于古代的说书话本。忠孝节义伦理纲常，正统的观念与传奇的嗜好，正与后者相同。
我曾设想，倘若高阳用力于文史研究而非小说创作，会是如何一番境况。前文以陈寅恪观照高阳，陈寅恪先生虽然曾被讥为有遗少气，不过思想已远非旧派所限。见之于陈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傅斯年所谓“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是也。陈寅恪自然是前者，而高阳，无论是思想或是具体的路径，恐怕更近于粹然老儒吧。从这点上来说，钱穆大概可以作为高阳的样板。当然，都只是些无聊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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