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汉简《孙膑兵法》

临沂汉简《孙膑兵法》（图待续）

1972年4月间，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掘出了书写《孙子兵法》、《孙殡兵法》等古代重要兵法著作的大批竹简。这次发现,在《孙子兵法》的研究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批竹简揭示了我国古代兵学的发展状况，其考古成果被列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新中国３０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９０年代“新中国５０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２１世纪初，又被评为“中国２０世纪１００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汉简指中国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早在北周时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区发现过汉竹简书，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

延伸阅读

20世纪秦汉魏晋简牍综述

回顾简牍发现出土的历史，可以说既是由来已久，又是近世新事。说由来已久那就是永垂青史的两次重大发现，即西汉景帝末武帝初年，鲁恭王在孔子旧宅获得的“孔壁中经”：《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西晋武帝咸宁五年（２７９）在汲县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汲冢竹书”：《穆天子传》、《纪年》、《师春》、《琐语》等。这两次发现对后来的古文献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说近世新事，那就是从２０世纪初以来至世纪末，全国各地不断出土的简牍文物，不仅出土地域大大扩展、时代距离拉长，而且数量和内容都是远盛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发现，可以说二十世纪是简牍的大发现时代。这个时代简牍之发现，概括有以下五个特点：

１、出土地域不断扩大最早以新疆尼雅、甘肃敦煌为起始，其次延伸至内蒙、甘肃额济纳河流域，从而扩展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有简牍问世。目前可知有新疆、甘肃、青海、内蒙、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等１７个省市自治区。其中甘肃、内蒙、湖南、湖北四省出土最多。充分反映出汉文化覆盖面的广大和汉文化势力的强劲。

２、简牍时代的延长过去出土简牍，以汉代为大宗，其次为战国。而现在可知上至春秋晚期，经战国、秦、汉至三国两晋，其时代是连续的。另外，就民族文字来看，还有汉晋文、唐代吐蕃文和宋之西夏文木牍。不仅反映了汉文简牍的存在时限，而且也可看到对其他文化的影响。

３、内容越来越丰富过去，墓葬出书籍，边塞遗址出屯戍文书。以此形成了简牍的两个基本特征。而现有资料，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不仅有传世文献中可找到的古书籍，也有早已佚失的古文献。不仅有屯戍文档，而且还有法律、法规条文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书。

４、数量不断增加过去出土简牍，一墓出土数十枚、遗址出土数百枚，已是极为稀有罕见了，而现在动辄数以千计万计，甚至以１０万计，不能不说是惊天动地。粗略统计，用各种材料写成的文献、文书，总数已达２６万余枚（件）之多。

５、发掘与研究国际化２０世纪简牍的发现，一开始就带有国际性，二斯（斯文赫定、斯坦因）之中亚探险，发现了尼雅晋简和敦煌汉简，虽然他们的发现带有偶然性和文化侵略性，但将汉晋简牍的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界。以后贝格曼又发现居延汉简，更是震动国内外。三次发现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简牍的研究热。为此，２０世纪简牍的出土，一开始就走上国际化的研究轨道，成为全世界史学家所注目的对象。随着大量简牍的不断涌现，中国简牍学已成为国际显学。

百年来简牍的发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０１—１９２０年；第二阶段从１９２７—１９４５年；第三阶段从１９５１—１９９９年。

第一阶段主要是瑞典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沙俄科兹洛夫、日本橘瑞超等人在新疆尼雅、楼兰、甘肃敦煌、内蒙居延发现的汉晋木简、残纸及祛卢文、吐蕃文、西夏文木牍。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07年至1909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发掘，这也是中国近代简帛学研究的开始。发掘后没过五年，于1913年由法国人沙畹（Edouard Chavannes）将研究结果及大部分照片公开发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而在这一时期首先整理简帛材料的虽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在尚未见到实物的情况下借助沙宛赠与的材料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全书分为图板和释文三部分，每部分皆分：一、小学数术方技书。二、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三大类，对沙畹的释文进行新的考订。这部书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传统文献，写出了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内容涉及汉代边郡的组织系统、屯戍状况、烽燧制度、历史地理等等。

第二阶段主要是前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黄文弼和瑞典团员贝格曼在新疆罗布淖尔、内蒙居延地区发现的居卢訾仓汉简和居延汉简。其次是夏鼐和阎文儒在甘肃敦煌和武威喇嘛湾发现的汉代木牍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书。这一时期中，简帛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其中劳干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成就卓著。他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并发表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补证》等一批有分量的简帛论著。其间重要论著还有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邦福的《汉魏木简义证》，马衡的《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的《道院简牍说》、《汉武年号延和说》，陈般的《汉简遗简偶述》、《汉简遗简偶述续稿》，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严耕望的《西汉郡县属吏考》及补证，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及考证论文等。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不仅老的简帛材料获得重新整理，新的简帛材料也在不断出现，运用简帛资料进行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成就也更卓著。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证史。历史上许多有疑义的问题，由于简帛资料的出土而使真相大白。如秦汉之际的楚爵问题，文献上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江陵汉简《奏谳书》的公布确证了楚爵制在秦汉之际的确实行过。许多先秦古籍，其流传情况如何？是否是后人伪造？单从文献上争论不清。出土简帛廓清了诸多迷雾。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中的《仪礼》，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定县汉简中的《论语》、《儒家者言》等，阜阳双古堆汉墓中的《苍颉篇》、《诗经》、《周易》等，以及郭店楚简中的《老子》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对证实、辨伪、辑佚、校定典籍意义重大。第二，补史。简帛在补充战国秦汉魏晋史史料之不足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关于秦汉边郡的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边郡行政组织的特殊性以及防御系统、屯田、烽燧、戍卒等问题的基本情况，又如文书制度和职官制度，简帛提供了包括诏书在内的各级上行、下行、平行文书，提供了为文献所少载、缺载的各级低级行政吏员官名。简帛为法制史研究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以秦汉为例，文献所载法律内容较为简略，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西北简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于描述性的语言，也证明了汉初法律更多直接继承秦律的历史事实，认识到汉初法律的“宽松”是有限的，而对秦汉法律程序、名词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体案例佐证。第三，简帛材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汉代公文文书研究是目前秦汉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关于汉代邮传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视，简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形成，随着悬泉置汉简的公布，研究将更加深入。其它如日书研究、边郡地区社会生活与文化研究、汉代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物价比较研究等也因简帛材料的出现而出现。

总揽全部之发现，现按简牍的朝代列表如下，进而择重要发现详述之。

秦简（约39600）：

出土地点出土时间（年）数量（片）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M11 1975 2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M4 1975 1155

四川青州郝家坪秦墓 1980 2

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 1986 460

湖北云梦龙岗秦墓M6 1989 293

湖北江陵场家山秦墓M135 1990 75

湖北沙市关沮秦汉墓 1990 500

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 1993 800

湖北沙市周家台秦墓 1993 390

湖南龙山里耶战国故城1号枯井 2002 36000余（少量楚简）

汉简（71800左右）：

出土地点出土时间（年）数量（片）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1907 708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1913、1915 189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1920 17

内蒙古额济纳汉边塞遗址 1930、1931 10100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1944 48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M6 1959 480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M18 1959 10

甘肃甘谷刘家坪汉墓 1971 23

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 1972 79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M1 1972 361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M1 1972 4942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M2 1972 32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9 1973 83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10 1973 176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8 1973 175

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M40 1973 约2500

内蒙古额济纳汉边塞遗址 1973、1974 19637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M3 1974 617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168 1975 67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167 1975 74

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M1 1976 15

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M1 1977 6000

甘肃玉门花海汉边塞遗址 1977 91

青海大通上孙家汉墓M115 1978 300

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汉墓 1978 13

甘肃敦煌马圈湾汉边塞遗址 1979 1217

江苏邗江胡场汉墓M5 1979 26

甘肃敦煌酥油土汉边塞遗址 1981 76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 1981 26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M247 1983、1984 1200

江苏仪征胥浦汉墓M101 1984 20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1986、1988 137

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 1987 数十枚

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 1989 16

湖北江陵高台汉墓M18 1990 4

甘肃敦煌汉悬泉驿遗址 1990、1992 约20000

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 1993 168

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 1999 约1000

湖北随州孔家坡汉墓 2000 785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不详 259

三国、晋简（170600左右）：

出土地点出土时间（年）数量（片）

新疆古尼雅遗址 1901、1908 66（晋木简）

新疆古楼兰遗址 1901、1914 421（魏晋木简牍）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墓M53 1966、1969 1（晋木简）

江西南昌东湖晋墓M1 1974 6（晋木牍）

江西南昌阳明路吴墓 1979 23（吴木牍）

新疆古楼兰遗址 1980 63（魏晋木简）

湖北鄂城水泥厂吴墓M1 1981 6（吴木牍）

安徽马鞍山吴墓 1984 17（吴木牍）

甘肃武威旱滩坡晋墓M9 1985 5（晋木牍）

甘肃高台常封晋墓 1986 1（晋木牍）

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 1996 17万（三国吴简）

共计281960枚。下面开始按年代对重要的简牍发现详细阐述。

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12月至次年初，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孝感地区和云梦县文化部门在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简，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秦简。出土竹简原藏棺内，经整理拼缀，记有1155枚，另有残片80枚。简牍内容可以分为十部分：《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篇。

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

1986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林局党川林场职工在放马滩护林站发现古墓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6月至9月进行了发掘。此处古墓群面积达11000余平方米，有古墓一百多座。这次发掘共十四座。其中秦墓十三座，汉墓一座。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简牍和文物。

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故城1号枯井

位于龙山县里耶镇，东临酉水，面积约2万平方米，基本为里耶学校的范围。为配合省重点工程碗米坡水电站的建设，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02年4月以来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面积已达1000余平方米，发现古城墙、古井、古墓群及简牍、青铜器、铁器、玉器等文物，尤为珍贵的是，在一号古井发现的三万余枚简牍，字数达数十万，记述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战国至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其中秦代简牍不仅超越了20世纪出土秦简的总和，而且纪年完整，秦王政廿五年至始皇卅七年，记事详细到了月、日，是罕见的秦代地方文献，弥补了史载的缺失，因而震惊学界,被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四、敦煌汉简

甘肃敦煌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人们俗称“敦煌汉简”，其中二十世纪上半叶出土的汉简称为敦煌前期。斯坦因始于1906年的第二次以及始于1913年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曾深入甘肃西部地区，沿疏勒河流域考察并发掘了汉代长城遗址，获得一千余枚汉简和少量的帛书以及纸文书。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城玉门关外发现木简十七枚。1944年，前中央博物馆、中研院和北京大学共同组织了西北科考团，11月，领队之一的夏鼐偕阎文儒在敦煌小方盘城北发现无字木简两枚、有字残简四枚，接着在斯坦因编号17的遗址获得简牍三十八枚，在敦煌23E的小屋遗址中发现木碣六枚，共获得有字简牍四十八枚。以上这些简牍，绝大部分为汉简，年号最早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最晚为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7年）。内容大多与屯戍活动有关。常见的如烽火品约，《疏》691：“望见虏一人以上入塞，燔一积薪，举二烽；夜二苣火。见十人以上在塞外，燔举如一人□。望见虏五百人以上若攻亭鄣，燔一积薪，举三烽；夜三苣火。……”还有一些是传递烽火的记录、传递邮书的记录、日迹符券以及勤务统计。

五、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是指今额济纳河流域鄣隧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1927年由黄文弼首先发现。1930年，西北考察团中瑞典团员贝格曼首先发现大批简牍。这次考察，范围在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月250公里及布肯托尼之博罗松治60公里的区域。共发掘32个遗址，外开568个坑位，总简数达一万多枚。出土简牍较多的地点有大湾、地湾和破城子三处。关于这次考察发掘的情况，详见1956～1958年在瑞典出版的《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

居延前期汉简的内涵非常丰富。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部分仍与屯戍相关。简牍所见诏书的记载怎反映了政治及政局的变化发展，如《合校》225•32、312•6：“……室，以土德代火家□”所云乃王莽班符命事。还有一些诏令是关于使用符券。而提醒边塞将士加强警备的清塞诏书尤为多见。当然，其中数量最多的还是往来公文及用于统计、会计的各种帐簿和名册。劳干早年撰《居延汉简考证》，曾按所涉及内容设小标题，计有：简牍之制、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有关史实文件举例、有关四郡的问题、边塞制度、边郡生活和书牍与文字，足以说明居延前期汉简内容涉猎之广。关于居延前期汉简的整理成果，早年有贺昌群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马衡也写成《居延汉简释文稿册》。劳干些成了《居延汉简考释》，分释文部分和考证部分两本。1959年，社科院考古所在陈孟家的主持下，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篇》。在此基础上，参照劳干和上述索马斯特罗姆的作品，1980年社科院编纂了《居延汉简乙篇》，并有大量附表。其他的还有：台北马先醒《居延汉简新编》（1981）、李均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987）、《居延汉简补篇》（1998）等等。

六、新疆罗布泊汉边塞遗址

1927年4月，中国和瑞典组成中国西北科考团。1930年，中方队员黄文弼在罗布卓尔的莫德沙尔发现汉代木简七十一枚。最早的纪年是宣帝黄龙年号，较晚的是西汉成帝元延年号。这批竹简首次公布于黄文弼撰写的《罗布卓尔考古记》第四篇，名《木简考释》。分九个专题：释官、释地、释历、释屯戍、释廪给、释器物、释古籍、杂释和简牍制度及书写。这批简牍记载的西域职官中武官甚多见。如黄文弼依据竹简考证：“戊己原为两部：戊部居车师前部，在乌垒之左；己部居龟兹城南，在乌垒之右，则简文之左右二部，亦即《后汉书》之戊己二校。”简文见“车师戊校”即证戊校居车师。简牍尚见各式通行文书及日记、器物簿等。这批简牍的释文已收入李均明与林梅村合编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附录。

七、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数次出土汉简，其中的《仪礼》简469枚，日忌杂占简11枚；同时，在第18号墓中出土“王杖十简”，记述优待老年人的规定以及惩处不孝不敬虐待老人的案例。其中，《仪礼》简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由于简册保存完好，墨迹如新，对于复原古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具体例证。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武威汉简》，公布了这批简牍资料。

八、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发布了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现竹简312枚。简文所记皆为随葬物品。所属物品包括副食品、调味品、酒类、粮食、漆器等食物和生活用品。1973年12月到74年初，发掘了马王堆2号和3号墓。其中3号墓出土简牍600余枚。竹简中有四百余枚是遣册，具体记载随葬物品的名称及数量，其中有关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以及所持兵器、乐器等，是1号墓简又牍中未见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3号墓出土的220枚医简。主要涉及养生之术。

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掘简报》，公布了1号墓的发掘情况。次年，又出版了《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上、下册），刊登了1号墓的发掘报告和出土简牍的全部照片释文。关于3号墓，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收录了3号墓出土的帛书，竹简本医书。

九、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1号2号汉墓，发现大量竹简。1号墓出土约7500枚，2号墓出土三十二枚。墓葬的年代大约从建元元年（前140）到汉武帝时期。银雀山汉墓简牍的内容，整理者拟分三辑出版，目前已出版第一辑，收录的古书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

简本《孙子兵法》分上下两篇。凡存2700余字，今本十三篇的文字，除去《地形》外，都有出现。据篇题木牍所见之简本十三篇篇次与今本不尽相同。文字方面也有许多优于今本。简本《孙膑兵法》含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等。这些篇即可能是《孙膑兵法》的本文，也可能是其佚篇。许多人曾经怀疑《齐孙子》的存在，简本《孙膑兵法》出土，解决了此疑点。

银雀山汉墓的研究过程。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见的先秦古籍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政治、军事乃至历法文字等等都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简报》首次介绍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之后陆续发表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所作的有关释文。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1985年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同年出版的吴九龙所编的《银雀山汉简释文》。

十、内蒙古额济纳汉边塞遗址

此即所谓的居延新简。1972年，由甘肃文化局等单位组成居延考古队，沿额济纳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获得大批简牍及实物。73、74年，分别对三处不同类型的遗址进行了全面地发掘，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出土简牍19000余枚。76年，该队又于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展开考古调查，获木简173枚。

居延新简最显著的特点是出土了大量的简册，其中甲渠候官22号房舍遗址保存的完整册书最多，而且都是当时的实用档案文件。据何双全统计，居延新简中能编联的册书达三百四十余册。主要的有：《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是一份民事诉讼案卷，内涵三分爰书以及一枚案卷标题碣。《劾状》册见十份以上，属于起诉类文书。《建武八年三月以令祠社稷》册，述官府发布文告确定祠社稷日期及要求。《塞上烽火品约》册，是东汉初年实行于居延都尉府所属甲渠、殄北、三十井塞的燔举烽火规约。《相利善剑》册，介绍鉴定善剑恶剑的方法。《居延都尉吏奉》，是建武三年（27年）领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窦融下达供给居延都尉下属各级官吏俸禄的规定。《传置道里簿》，详述通往河西的二十个传置的名称及里程，对确定敦煌以东的交通路线有重大意义。

十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五座汉墓出土竹简2787枚，内容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内涵十分丰富，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诉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等方面内容，对于研究西汉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具有重要的价值。《二年律令》的发现，不仅使秦汉法律的对比研究成为可能，而且是系统研究汉、唐法律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也有重大的参考意义；而《奏谳书》则是秦汉司法制度的直接记录，从中可以了解秦汉律的实施情况；《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

张家山汉简最早公布的是《脉书》和《引书》两部医学简的释文，部分内容可与马王堆帛书相互印证。《文物》1993年第8期和1995年第3期相继发表了《奏谳书》全部释文，包含春秋至西汉时期的22个案例。2001年12月，学者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一书终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除了收录已经公布的几种简文外，还有第一次发表的《二年律令》和《盖庐》两种。特别是《二年律令》简，包含了汉律的主要部分，内容涉及西汉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对于当时的司法诉讼程序、法令文书格式、历法、医学及丧葬礼仪也有翔实的记录，为研究西汉前期的法律制度、刑罚体系、民法原则及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更是研究秦汉法律的异同、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详细点说，今见于简文的律令名称有一部分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所见同。而前者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而后者并不包括。与《秦律十八种》的情形一样，汉简《二年律令》也是对当时适用律令的摘抄，并不是《九章律》的全部。

《奏献书》两百枚左右，是有关疑难案件的报告。大部分属于汉高祖时期，部分为秦始皇时期，可以看出汉代法制是对秦志的继承。另外有《脉书》，是关于人体经脉的学说。《引书》，是讲述导引术的医书，详细说明导引的各种动作。

这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研究作品: 李学勤先生写了《〈奏谳书〉解说》（上）、（下）（《文物》1993年第8期、1995年第3期）两文，认为《奏谳书》是议罪案例的汇集，其作用为供官吏审理案件时参考，或学吏者阅读的文书程式。彭浩也写了《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和《谈〈奏谳书〉中秦代和东周时期的案例》（《文物》1995年第3期）两文，对《奏谳书》中各案例的年代和文书格式作了说明，阐述了秦的乞鞫制度，西汉诉讼制度、录囚制度、审讯程序等，并分析、梳理了秦代司法实践和西汉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高敏先生《汉初法律系全部继承秦律说——读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札记之一》（《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一文，从文献记载、萧何制定汉律九章的时间、及《奏谳书》简文三个方面，对传统“汉承秦制”说法作了验证，指出《奏谳书》所反映出来的汉律，全部继承秦律而来，这是汉初法律的最大特点。

十二、甘肃敦煌汉悬泉驿遗址

1990年到1992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地清理发掘。该遗址规模较大，发掘者认为这是建立在河西要道上的一处集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的综合机构，其建制相当于县级，受所在郡直接领导，同时所在县对它亦有部分的领导权。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三万五千余枚，有字者两万三千余枚，木简为主。简牍的内容非常丰富，含大量的诏书、官府通行文书等，择其要者如：简牍中有大量的通行证件——传。从中可以看出其形式、用途、过往人员的身份及任务，以及不同级别的人乘车的状况。悬泉置简牍所见的律令大多残断，司法文书则相对完整。法律文书简大约二十余枚，大多未见律名，多少可以填补传世古籍所缺。司法文书中最常见的是爰书，其中与船车、驿马相关的爰书最多。再者为逮书——为追捕和羁押犯人所专设的文书。此外还有劾状等诉状。簿籍是常用的会计、统计账簿及名册。常见的名目有：《田簿》《入租簿》《平籴租税簿》《出谷簿》《入钱簿》《出钱簿》《钱出入簿》《出传车簿》《传车簿》《器物簿》等等。其他的还有档案典籍之类，其中典籍多破损。

十三、尹湾汉简

1993年春，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掘的西汉后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经过整理和初步研究，这批竹简共计有17种，大致包括：《集簿》、《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东海郡吏员除名升迁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神龟占卜法》、《元延元年、三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衣物疏》、《赙赠名簿》、《神乌傅（赋）》等，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批郡级行政文书档案，为研究汉代上计制度、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国家兵器制造与贮存以及户口、垦田等等，均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用来补充订正《汉书》、《后汉书》等史籍记载的缺漏和讹误，并据以判定前人有关研究的是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尹湾汉简的主要内容：《集簿》木牍。所设项目近六十项，完整而成体系，都是当时朝廷必须掌握的情况，当属国家统计所设项目。五方面内容：机构、行政区划类；人员类，乡三老、孝弟、力田数；县、邑、侯国吏员数；户口类；土地类，提封田数量，侯国的邑居园田等；钱谷类。每个方面通常又分为若干项。

十四、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J22遗址中发现数量达10万余枚三国吴简，超过20世纪所发现简牍的总和，时代大多属于吴国嘉禾年间（公元232——238年），正是吴鼎盛之际。这批简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从目前整理的一少部分看，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券书、官府文书、户籍、名刺及帐籍五类，涉及赋税、黄簿民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各个方面。

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纷纷著文进行介绍、研究，特别是第一卷《嘉禾吏民田家莂（音别。古人把写在竹简帛上的契约从中剖开，双方各执一半，用作凭证。）》于199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有关吴国赋税、职官、仓储制度的讨论，有关户籍人口制度管理的辨析，对简牍文书及其某字、某词的考证与探讨，对这批简牍埋藏原因的推究等，陆续刊登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佚名）

临沂汉简《孙膑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