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127-1279年是苏轼散文被“经典化”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里，在南宋帝王与理学型士大夫的共同作用之下，苏轼的文章被树立为文学创作与思想文化的经典。苏轼的散文在不同的解读路径中，被定位为文学风貌与文人精神、文章写作范式、知识学理反思这三层维度的典范。这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追求与介入社会的方式，也使得苏轼散文在多种场域中得以发挥其作为文学经典的社会价值。
作者简介：裴云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其阅读者、接受者通过一系列活动将其树立为经典的过程，包括标举经典、解读与定位经典、传扬经典价值这些基本的要素。在“唐宋八大家”中的北宋六家里，苏门父子三人独占了半壁江山，而苏轼(1037-1101)的重要性无疑居于“三苏”之首。1127-1279年间是理学思想在文化精英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时期，理学思想对于“唐宋八大家”这一经典概念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苏轼散文如何被建构为文学经典？这一经典化进程的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文化内涵？本文将试图探索这些问题。
一 苏轼散文经典性的提出
我们习惯于将被阅读者广泛认可、赞扬，进而被树立为某种典范的文学作品称作文学经典。“经典化”历程的第一步，应该是经典的提倡与标榜。文学作品的价值需要得到接受者的普遍承认，而接受者在文化场域中的地位则决定了经典价值与文化权威性的高度①。因此，我们应该首先关注，将苏轼散文标举为经典的人属于哪些领域和层次。
在1127年前，对苏轼散文予以高度赞誉的人大多与苏轼的文化活动有较为明显的关联性。这些人当中包括李廌(1059-1109)、黄庭坚(1045-1105)、秦观(1049-1100)等苏门后学，以及道潜(1043-1106)、惠洪(1070-1128)等佛门人士，他们都从创作状态、历史地位、气度涵养等多个角度，高度推崇苏轼的散文。苏辙(1039-1112)在为其兄所撰之墓志铭中，对苏轼文学、学术创作的经验和成就做了最为全面、系统的回顾：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训，率皆过人。②
概而言之，1127年前推崇苏轼散文的人群大多在性格、文艺观念上和苏轼有较多的共通之处。
北宋末年“元祐党禁”的政治事件，使得苏轼诗文的传播受到了客观的阻碍。不过，这并没有减弱苏轼文章在读者心中所占有的崇高地位。1127年后，苏轼散文所受到的关注与认可程度较之以往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将苏轼散文标举为经典的人群主体，从层次与广度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和扩展。
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轼的散文得到了南宋高宗、孝宗两代帝王直接、热烈的肯定。宋高宗(1107-1187，1127-1162年在位)在《苏文忠公赠太师制》中称许苏文“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③，认为苏轼文章的内容体现了“王佐之才”和“君子之道”。宋孝宗(1127-1194，1162-1189年在位)于乾道九年(1173)特为苏轼的文集作序，他不仅直言自己对苏轼的散文情有独钟，并且态度鲜明地将苏轼称赞为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文章、学术宗师：
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机余暇，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④
孝宗对苏文“亹亹忘倦”的研读成果，能够从他的文章中寻觅出一些踪迹。例如，他所作《原道辨》一文认为韩愈对儒释道的辨析只做到了“从其迹而已，不言其所以同者”，这一看法同苏轼在《韩愈论》中的观点类似⑤。另外，孝宗于乾道八年(1172)为礼部奏名进士考试所出拟的试题，比较了汉文帝、汉武帝、唐太宗个性与功业的差别，并希望考生能够“习先圣之术，通当世之务”，将“仁、义、功、利”之间的关系理清。这类思路也在苏轼的文章中经常见到，例如“私试策问”中的《汉之变故有六》以及“迩英进读”中的《汉武帝唐太宗优劣》等文章。这说明，苏轼文章的文化内涵与思维特色，已经熔铸进了孝宗的知识结构当中。帝王的高度肯定，使得苏轼散文成为了具有政治典范性的宝贵遗产。这在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历程中是唯一的一例。
1127年之后，将苏轼散文标举为经典的还有一批具有理学背景的士大夫。苏轼与程颐(1033-1107)观念、性格迥异，以至形成“蜀党”与“洛党”的激烈争论。但南宋之后许多接受过理学教育、或者思想观念与理学较为接近的士大夫也对苏轼的文章成就表示过高度的肯定。例如生活在南北宋之交的士人王十朋(1112-1171)，史书记载其“每以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韩琦、唐介自比，朱熹、张栻雅敬之”⑥。他在《国朝名臣赞》中说“东坡文章，百世之师……我读文章，慕其所为。愿为执鞭，恨不同时”⑦，这化用了《史记·管晏列传》赞语里的话，是极高的评价；另外在《游东坡十一绝》中还有“读公《赤壁》词并赋，如见周郎破贼时”、“三等策成名煊赫，万言书就迹危疑”之类的诗句，并特别提及《赤壁赋》和苏轼的策论、上皇帝书等文章⑧。在孝宗时期官居宰相的周必大(1126-1204)，曾借用汉宣帝时期任用公孙弘、蔡义、韦贤等“俗儒”导致“杂霸”的典故，向孝宗讲述“知真儒”的必要性，这一思路基本上体现了道学家的视角⑨。他对欧阳修敬仰有加，但也同样敬重苏轼，说“尺牍传世者三，德、爵、艺也，而兼之实难。若欧、苏两先生，所谓‘毫发无遗恨’者，自当行于百世”⑩。周必大的同乡杨万里(1127-1206)也曾在张浚(1097-1164)门下受过理学思想的教育，“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11)。杨万里在《澈溪居士文集后序》中将苏轼比作宋代之扬雄(12)，在《杉溪集后序》中认为宋代的文章集古今之大成，“在仁宗时则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时则有若东坡先生，传六一之大宗……视汉之迁、固、卿、云，唐之李、杜、韩、柳，盖奄有而包举之矣”(13)。
当然，苏轼与理学家在道、性之类哲学问题上的观点与精神气质毕竟还有相当的区别，因此南宋理学家在认可苏轼文章的同时，也自然会在很多方面对其加以尖锐的批判。其中，态度最为鲜明、突出的当属朱熹(1130-1200)，他在与程洵(1134-1196)、汪应辰(1118-1176)、吕祖谦(1137-1181)等人的书信往还中多次用坚决、激烈的语言谈及这一问题(14)。但是，苏轼散文的认可度毕竟在1127年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而且在理学阵营这一原本与苏轼思想格格不入的文化群体中也几乎成为了共识。这说明对苏轼散文经典性的认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士大夫思想的分歧，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上的相通性应该是将他们连结在一起的纽带。
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的赵秉文(1159-1232)、王若虚(1174-1243)等人也在标举苏轼散文的文化价值。他们的视点基本上延续了北宋古文家的主张，认为文章是传递儒家传统道德精神的基本载体。由此，他们对苏轼散文的评价也带有较强烈的感情色彩，比如赵秉文称“东坡先生，人中麟凤也……独有忠义数百年之气象，引笔着纸，与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有得于此而行之于彼，岂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15)，王若虚也对苏文做出过“坡冠绝古今，吾未见其过正”的高度褒扬(16)。
总体来说，标举、赞扬苏轼散文的价值，是1127-1279年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共识。南宋的帝王与中国南北方的士大夫，都在表示自己对苏轼文章的认可与喜爱时不吝赞扬之辞。苏轼的价值并没有被限制在“文章家”的畛域中，文化精英对苏文的欣赏，跨越了政治地位、学术传统与地域的阻隔。入元之后，一批原来活动于宋、金的士大夫依然秉承了过往的态度，包括具有理学背景的刘埙(1240-1319)、吴澄(1248-1333)等人，苏轼作为儒家“文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的地位近乎完全奠定。
文学经典在获得提倡与标榜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将是“经典性”的定位问题。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阅读者，对作品经典属性的理解方式与解读效果，将直接影响他们对苏文经典价值的定位。对此，这一时期的接受者采取了三种主要的阅读策略，即从苏轼的散文中汲取人格示范、获得文法借鉴、进行学术思辨。由此，苏轼散文的经典性也被定义在精神风貌、写作范式和知识学理这三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