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先称帝还是宋教仁先遇刺_宋教仁死后发动了什么运动

宋教仁似更信任袁世凯

宋教仁遇刺后，上海《民立报》专门派出记者周锡三住院陪护。当黄兴来到医院病房时，宋教仁有“如我死后，诸公要往前做”的遗嘱；并且委托黄兴代拟一电，把更正式的遗嘱留给了袁世凯：“袁大总统鉴：……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遂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

3月21日的《民立报》在《宋教仁之被狙击》中报道说：“当暗杀未发生数日以前，即说有人谋来沪行刺宋先生，宋先生亲闻此说，并得友人警告书多通，谓宋前至宁(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意欲行刺……”另据杨思义在《宋案见闻》中回忆，有一天他和于右任、陈其美、宋教仁(钝初)等人在一起聚谈，陈其美插话说：“钝初，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宋教仁回答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呢，哪里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在“宋先生亲闻此说，并得友人警告书多通”的情况下，国民党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的陈其美，不是采取措施严密保护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的本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反而当面向宋教仁提出警告，这是极为不正常的一种现象。

以宋教仁对于国民党的深刻理解，最有可能暗杀他的并不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反而是一心想退出宪政框架从事新一轮秘密暗杀及暴力的部分国民党人士。而且，宋教仁将比较正的政治遗嘱留给袁世凯，也是对这一点的反应。

缉凶过程疑点重重。据称参与暗杀阴谋的国民党人士应夔丞，曾经在3月23日下午与黄兴、陈其美、于右任等人一同出现在停放宋教仁棺材的湖南会馆。当天晚上他 就在前沪军都督陈其美派遣的本党人士王金发、陆惠生等人的协助配合之下，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应夔丞被捕后，聘请外籍律师罗礼士为自己辩护。应夔丞向罗礼士说：“平日与宋教仁毫无嫌隙，并无唆使行刺，亦无暗杀政客思想……而武士英更不知为何人也。”《民立报》还介绍直接案犯武士英的追查情况：五马路六野旅馆，住在14号房中的山西人武士英，面目凶恶，身材短小，自称是云南军队的管带。但是他的生活非常拮据，经常外出向上海的名人讨路费和生活费。3月20日上午，忽然有一姓冯的人带着另外3、4个人，来到旅馆与武士英附耳密语。之后，武士英面露喜色，当即向住在隔壁的“某客”借钱外出。“某客”借给武士英小洋一角。武士英说：“不够，将至西门，路甚远也。”“某客”便拿出小洋三角。

晚上8时左右，武士英返回旅馆时，已换上一身新西装。他找到“某客”，炫熠般拿出几张10元钱的钞票说：“我今已有钱。”随即抽出1元钱的钞票给“某客”。“某客”吃惊地问：“你何必还给我这么多呢?”武士英回答：“我事成尚有千元。”说完就出门离开。刺杀案发生后，“某客”将此事进行举报。武土英此一极可疑之旅客，24日乃于应夔丞家被捕。

国民党方面的《民立报》这份报道中漏洞很多：作为已经受雇的凶手，曾经充当过职业军人的武士英不仅不隐瞒自己的行踪，还要故意炫耀自己已经和即将得到的杀人报酬。那个“某客”事后居然也没有去领赏金。

（武士英后被关押到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而该部队是沪军都督陈其荚的老部队改编而来的。当年4月，武士英在该军营里神秘死亡，据信是遭到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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