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修丛书目录。亦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总目》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领衔总裁，实际上 由总纂官纪昀总其成。纪昀(1724— 1804)，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直隶献 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著有《阅微草堂笔记》及《纪文达公遗集》传世。《总目》是为配合 《四库全书》而编纂的。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清政府用了十年左右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从各省采 进的书籍均经专设的《四库全书》馆纂修官校订，并撰写提要附于各书之前。各篇提要再经总纂官综合平衡，修改补充，分类编排，合为《总目》。《总目》初稿完 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其内容后又随《四库全书》的不断补充和抽换而几经增改，直至乾隆五十四年 (1789)才最终写定，付武英殿刊行。
《四库全书总目》共收录清乾隆以前的历代书籍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其中收入《四库全书》之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 卷，另附《存目》著录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寻常著述”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这些书籍都按清政府的政治标准经过严格而反复的甄审， 凡认为有违碍内容的一概摒弃剔除在外。《总目》按经、史、子、集分为四部，下分四十四类，类下应细分者则分属。凡经部十类：易、书、诗、礼(周礼、仪礼、 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史部十五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 (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抄、载记、时令、地理(总 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 记、游记、外纪)、职官(官制、官箴)、政书 (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 (经籍、金石)、史评。子部十四类：儒家、兵 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候、相宅相基、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 录(器物、食谱、草木 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集部五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词集、词选、词话、词谱、 词韵、南北曲)。各部首有总叙，叙各部学术源流变迁。每类前有小序，记类别沿革，学派推移。各属之末附列案语，说明立类原由及标准。每类先列《四库全书》 收入书，次为《存目》书。每书在书名、卷数下注所据版本，记明系某官采进本，或内府藏本、《永乐大典》本、某刊本、通行本 等。然后是此书提要。
《总目》的提要内容特点之一是“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先列作者之爵里”，“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于“文字增删、篇 帙分合，皆评为订辨”。对久已定论的书籍，“但论其刊刻传写之异同，编次增删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对有些古籍的考订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 果，订正了前人的缺失。特点之二是对书籍的评价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突出宣传封建正统思想的政治观点，掊击屏斥“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对“人品学 才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各昭彰瘅，用著劝惩”。
《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空前的超大型综合性解题目录。虽然因政治原因，一批有价值的书 籍被摒弃在外，但仍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 (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备)，还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三百八十五种已佚古籍，从篇帙上讲是独一无二的目录学巨著。而且它有充实的内容提要，系 统的分类编排的总序小序，体制完备，对我国十八世纪以前学术是一次经典性的总结，对后人阅读图书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不少学者就是以《总目》为“读书门 径”走上治学道路的。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目录的方法和形式，在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 意义和影响。首先，《总目》在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各 种书目的分类优点，并根据图书和学术发 展的现实需要，制订出一系列类目及立类的原则，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分类体系。在《总目》刊布之前，各种目录，尤其是私人藏书目录的分类和编排是极其紊乱的， 《总目》刊布后，很快的就都按照它的分类体系去做了，以后虽有修改补充，但无重大突破。直到今天，仍是古书编目分类的基本法则。第二，《总目》总结了刘向 以来，特别是宋代公私藏书目录编写提要的方式方法，也汲取了清代读书题跋记的方法和形式，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反映图书版本、文字和内容，并结合当时政治需 要，宣传封建思想的提要形式。对清后期目 录提要的编纂，特别是藏书志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另外，由于《总目》的博大及其在收书、著录、考订等方面存在着种种缺点和谬误，引起了目录学家的研 究兴趣，产生了一系列为《总目》纠缪补阙的目录著作，如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余嘉锡《四库提要 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从而开辟了目录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总目》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和意义，“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 录》以来，才有此书”。它的典型作用，推动了各种目录的迅速发展，不但使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目录事业为之一振，就是对近代目录学发展也有着 极其深远的影响。
乾隆五十八年(1793)武英殿首次刊印，简称殿本。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在地方官(谢启昆、阮元)和士绅(沈青、鲍 士恭)的合作下，据文澜阁藏殿本翻刻，校正了殿本不少错误，简称浙本。后来的一切版本都是从这两种刻本翻印的。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以浙本为底本 复刻，个别字句据殿本校改，简称粤本。1964年中华书局用浙本作底本，参用殿本和粤本相校，作校记附后，由王伯祥先生断句，排印出版。后附《四库撤毁书 提要》、《四库未收书提要》，以及书名、著者姓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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