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创作方面，杜牧并非只有那一首《阿房宫赋》，他有太多的诗作成为了后世的名篇，这让我在挑选时太难取舍，我还是录几首最受后世津津乐道的诗作如下吧：
《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
玉人何处教吹箫。
《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对于这些名篇的评价，如果将历代的诗评摘录出来，就又可以组成一个较大的篇章，我在此还是从略吧，仅说说杜牧给予自己的评价。杜牧的《樊川文集》卷十六中有《献诗启》一文，他在此文中讲到了自己做诗所追求的境界：“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
中国诗史上，李白、杜甫并称为“李杜”，而杜牧、李商隐又并称为“小李杜”，在大中三年，杜牧与李商隐同在长安为官，李曾赠给杜两首诗，其中一首名为《杜司勋》：
高楼风雨感斯文，
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
人间惟有杜司勋！
李商隐在诗中很是夸赞杜牧的诗才，尤其第三句是点出了杜牧诗歌的特点。但缪钺认为，李商隐的这句诗并不能概括杜牧的全部风格：“杜牧的诗方面还多，不仅是‘伤春伤别’，而李商隐所以要标出这一特点来，大概因为李商隐自己也喜欢作伤春伤别的诗，而杜牧这一类的诗恰是投其所好。”那么，“小李杜”在诗风上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缪钺称：“李商隐诗的风格意境与杜牧不同。杜牧作这类的诗，在风华流美之中，有英爽俊拔之致，而李商隐诗则是深婉酝藉，含情绵邈，二人是异曲同工。”
但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讲到杜牧的诗风时，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唐人的诗中，与日本吉井勇氏诗的意境最相近的，那就要算是杜牧了。”这句话中提到的“吉井勇”是日本近代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他提倡文学的唯美主义。看来，吉川拿李商隐跟吉井勇的诗境进行比较，那么，吉川就认为杜牧的诗作可以用“唯美主义”来概括了。
杜牧墓址全貌
杜牧到50岁时，生了一场重病，他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给自己写了篇墓志铭，同时他把自己的诗作翻阅一过，将其中的大半烧掉，仅留下了两三成，同时他给宰相裴秀写了一首诗，此后就去世了。
关于杜牧去世的时间，钱大昕在《疑年录》中认为他逝世于大中六年，而岑仲勉在《李德裕会昌伐叛编集证》中则认为杜牧去世于大中七年。究竟孰是孰非，也只能等专家们给出一个结论了。
关于杜牧所葬之地，历史上虽然有文献记载，而今却变得语焉不详。四年前我来西安寻访之时，就未曾找到过杜牧墓，本次再来西安是因为其他的几处寻访之点。因为李欣宇先生安排得颇为周详，使我的寻访过程远比计划的要顺利，此程的最后一日，竟然仅用了半天时间就结束了。
跟欣宇兄聊天时，我无意中提到了前几次来西安未曾找到杜牧墓址时，他也说对此不了解。在吃午饭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位可能了解此况的朋友，于是马上打电话。那位朋友竟然告诉他，杜牧墓的墓址就在西安郊区少陵一带的西司马村。闻听此言令我大感兴奋，于是马上向欣宇兄提出，可否安排前往一探？欣宇闻听此言也很高兴，他立即找来了两位熟悉路径的朋友，边聊天边向这里开去。
大概驶出西安城二十余公里，就看到了高高的少陵。这少陵本是汉宣帝许皇后的坟墓，因此陵处在宣帝杜陵的东南，并且规模上要比杜陵小，所以被后人称之为“少陵”，而这附近的地名也就均称为“少陵这一带”。
西司马村
进入西司马村之前，看到了成片的麦田，而今麦穗已经渐黄，昨夜因为下了一场雨，到此时天依然阴沉着，在这种灰幕的衬托下，一望无际的麦浪更显现出一片焦黄之色。于是立即让宗先生停车，我等步行走在这麦田之中，心情大为畅快。
村口的一群人
快走到村口时，看到那里站着二十多位居民，我走上前向他们请问这是否是西司马村，他们告诉我确实如此，我又问这里为什么没有村牌，一位居民指着旁边的一处断垣说：村牌被撞倒后跌落到麦田里。走近一看，果如其言，可惜因为刚刚下过雨，田里太过泥泞，我还是无法拍到那块村牌，于是展眼四望。无意间，在墙上看到了司马村委会“司马村人饮工程供水告示”。
村牌掉到了麦田里
人饮工程告示
我上前拍这个告示，村民们四散给我让路。感谢之余，我向众人请问为什么要站在这里，他们纷纷告诉我是在这里等着接孩子，其中一人问我：来这里是不是要拍杜牧墓？这个问话让我兴奋，看来杜牧墓在当地很有名。于是我问如何寻找，几个人给我指点一番，我等自然不得要领，于是问有什么标志，众人说什么标志都没有了，因为早已被挖平了。但村民们都知道原址在哪里，几人纷纷指着一位老大爷说：“就在他们家房后。”于是我马上向这位老大爷请教，问他可否带我等前往一看。老人很憨厚，说等接完孩子可以带我们去。
核对
在原地等了不到10分钟，开来了一辆黄色的中巴车，前面写着“校车”二字。开门之后，众人一下子拥到了车门前，车里有一位妇女让每位家长拿出一个卡片，而后用此卡片与孩子脖子上的胸牌对照，与之相符者就把孩子交给这个人。看来是担心交错了人。
我站在旁边拍照，那位校车司机立即下车冲到了我的跟前，问我干什么，我向他解释只是拍下这欢快的场景，并无恶意。此人瞥了我几眼，而后回到了车上。而那位老大爷接上了两个孩子，让他们一个站在前面，另一个坐在后面，而后向我们挥挥手朝村内驶去。我等四人，其中三位快步地跟着电动车前行，宗先生在后面开车尾随。从外观看，村中盖起了许多的二层小楼。在村中心的位置，也有着倒塌的土坯房。
接上了两个孩子
穿过这片土坯房，由此右转，向村东方向前行约100余米，老大爷把车停在了一个新盖的房屋前，而后径直带路。穿过了一个很窄的夹道，这个夹道里远远地就能闻到一股异味儿，原来这里就是其家的卫生间。这个卫生间只是用几块木板略微遮挡，并在地上挖了一个很小的坑。这个样的做法不知算不算是后现代的极简主义。
村中心
月季遮挡的小夹道
带路
穿行
穿过这个极简的厕所，房后面是一片庄稼地。老人指着这片空地说：“这就是杜牧墓。”然而我眼前所见仅是六、七亩大小的一片庄稼地，这片地有些凹凸不平，跟进村前所看到平坦如砥的麦浪，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余外看不到任何相应的标牌。
老人说，这片麦地的左侧本来是有一个巨大的冢，在六、七十年代，村里安排取土，于是就把这个大墓挖平了，而这片空地的右侧本是一个池塘，大概在六十年代时，这里挖出了杜牧的墓志铭，于是确认此墓就是杜牧墓。也由此招来了一波儿一波儿的盗墓贼，他们在这里一遍一遍地盗挖，突然某天这个池塘里的水打着漩全部流了下去，很快池塘就干了，因此村里人认为这是盗墓贼把池塘跟墓室挖通了。
指认
原来是个池塘
我问老人，何以能了解得这么详细？他说，自己家原本就住在这附近，前些年又在这里盖起了房，所以对这里的情况极其了解。我问老人贵姓，他说自己叫关华夏，60多岁了。我问他，那块墓志铭在哪里？他说，当时挖出来后，墓志铭归了队里，而后文物部门来此收走了，当时给了30块钱。于是我问李欣宇，可否打听出这块墓志铭现存哪里，请他想办法拍一张照片，否则的话，眼前的这片空地就是杜牧墓，我无论如何难以将这个结果跟那位伟大的诗人叠合在一起。
讲解盗墓经过
回来后查资料，果真得到了印证。1999年出版的《长安县志》上有这样一段话：“【杜牧墓】杜牧，字牧之。《咸宁县志·陵墓志》载：“杜牧墓，葬少陵原司马村先茔，自为墓志。”其墓建国后尚存，在司马村西南，高约7米，面积约1亩，墓顶有一大树，60年代平毁。”这段话写得简明扼要，并且提到了杜牧自己写过墓志铭，我在史念海的《游城南记校注》中找到了杜牧《自撰墓志铭》中的这段话：“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原司马村先茔。铭曰：后魏太尉颙，封平安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由这段话可知，在唐代时，此村就名“司马”，并且杜牧家族的祖茔就在此村。
关于杜牧墓消失的经过，我在网上搜得2013年7月14日《西安晚报》上刊出的一篇名为《司马村——少陵原上千年古村》的长文，此文中有记者对司马村党委书记关玉文的采访，该篇文章中有这样一个段落：
今天，杜牧冢的封土已无，在关玉文的带领下，记者在司马村西村的一处老屋后见到已成为田地的杜牧冢。关玉文说：“我小时候，杜牧冢的封土还在，高约7米，占地面积约1亩。那时候，杜牧冢前有一个涝池，冢旁有一棵很大的槐树，老人们都说，杜牧的墓冢似官印，这是‘怀中有印’的好风水。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墓冢逐渐被平。”《长安百村》中则说，杜牧冢前原有清代毕沅所题墓碑，墓冢被平时石碑断为三截，现已遗失。
看来，杜牧墓确在此村，只是不知何时才能给这位大诗人重新修起一座纪念碑，以便让我这样的后人前来凭吊时，也不用费事地到处打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