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秦始皇三十六年，东郡地区落下一块陨石，上写七个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
秦始皇这辈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扫除六合，在全国范围内行郡县之制。
东郡是秦王政五年设置的，彼时蒙骜帅军拔魏二十城，初置东郡。距离出现这块带字的石头，已经过去了31年。
31年后，有了这么个东西。
“始皇帝死而地分”，算是谶语之类，所谓谶语，其实就是不宜公开讨论的政治内容。
对一方不宜公开讨论，另一方就大张旗鼓地宣传。
这么清晰的秦篆，不可能是石头自己长出来的，肯定是人刻上去的。
把作为人的意愿，刻到象征着上天启示的陨石上，体现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交流方式。
古代皇帝声称自己是天子，代表昊天意志，管理九州百姓，百姓都是他的子民。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有充当最后责任人的义务。
这就是“万方有罪，责在朕躬”。
既然上天把管理百姓的权力让渡给了君王，如果有什么不合上天心思的，当然得追究责任。追责方式不是直接大火焚城，先要示警，频繁示警。直到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也看不下去了，才另立中央，恭行天罚。
天降陨石，就是示警的一种方式。
基于这样一种政治神学，通过陨石和君主沟通，就具有了某种官方认可的程序合理性。所以才有了往陨石上刻字的这种行为。
作为统治者一方，要想摧毁神谕的合理性，首先得撇开这些词语和天意之间的关系，即判定它们由人伪造，并非出自上天的意志。
始皇帝却耍赖了。
他并没有追究刻字者发矫诏的资格，没有将这件事情处理为一小撮人对上天意志的强行代言，而是直接遣御史抓人，由于抓捕未果，就把石头旁边的住户全杀了。
这就由政治反击，变成了低劣的止谤之术。
止谤，是不可容忍的。
始皇帝把自己变成周厉王之类的下三滥，甚至比周厉王更甚，厉王不过是不让人说话，始皇帝不仅不让人说话，还不让神说话。
彻底的无神论者。
他不仅要打倒牛鬼蛇神，甚至敢于否定构成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哲学。在必要的时候，连授予自己天命的上天意志也一并打败。
可惜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一部分无神论者也不如当年的晓事了。
2
谶语表露的政治诉求，也非常有意思，它不是简单地推翻秦政，给万民以某种福祉，而是旗帜鲜明地宣称要“地分”。
即分裂秦国，促成独立运作的地方割据势力。
不但要回到战国状态，甚至连周朝时诸侯对天子的效忠义务也一并抹除。
就是说，单等秦始皇死了，大家各走各道。
这就比较暴力了，然而也其来有自。
进入战国后，中国迎来了一个大分裂的年代。
禄去宫室，政在大夫。中央和基层，都处于无可挽回的权力下移过程中。
昔日诸侯拱卫天子的政治结构，已经被时代所抛弃。一变而成春秋的霸业主导，再变而成战国的七国争雄。
到了秦国时，没有继续分裂、下移，反而由秦国的铁骑促成了统一。大一统后苛法横行，庶民的生存状态急剧恶化，以至于始皇未死，就已经露出要崩溃的势头。
这条谶语似乎在暗示，如果不是始皇帝横插一杠子，“禄去宫室、正在大夫”式的权力下移，还应该走得更远。而后面所有的政治格局架构，理应在“地分”的基础之上实现。
陈涉起事时，倡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庶民的呼声，也正是这种权力下移的表现。
，但是，如果将分裂的政治诉求视为单纯是庶民阶层对暴政的反抗，实际上并不合理，因为随着陈涉起事，不止庶民和众多六国之后的没落贵族被牵涉进去，还有一股容易被人忽略的势力也加入了反抗的大潮：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连儒生都撸起袖子准备干了，甚至还有人与陈涉俱死。
这些人非常特别。
他们的与众不同，乃在于参与革命之前，皆是抱持着完整、清晰的一家学说的。如果说别人的视线止于诛暴秦，他们谋划的显然更加深远。
那么他们所信奉的主义，究竟是再造一周，抑或者再造一鲁呢？
或许，都有可能。
秦王政统一六国，是将六国人置于苛法之下的过程。但另一方面，它的武功也在激励着人们，激励着知识分子勇于将自己的学说转化成政治现实。
既然申商之法可以敦促秦国取天下，为什么其它学说就不行呢？
总要试一试才能下结论吧。
儒生之所以持礼器远来，部分原因是对暴秦的仇恨，也未尝没有预存一个实现其学说主张的念头。甚至可以说，后一个因素更加重要。
孔子时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政治学说介乎庙堂、学术机构、个人收藏品之间；到了战国时代，处士横议，态度积极了，地位却还处于从属状态；等到遭逢秦汉之际，世风变得更加活泼，他们直接动手去改变世界了。
当然，多大程度地改变世界？是否仍旧视天下为一体？是要重新光复众建诸侯的贵族体制，抑或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对这些问题，各家有各家的说法，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不再热衷于去寻找共识，而是要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搞学说实现了。
基于分裂而修正的思想，试图敦促政治进一步分裂化。
3
司马迁对这件事情的记载，更有意思。
秦始皇本纪第六：
……，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刻字这一行为的主语，明白交代，是“黔首”。
黔首是什么？一般老百姓，穷苦大众，庶民。
庶民跑到这里，刻下了七个秦篆：
始皇帝死而地分。
操持农事与手工业的黔首，是否具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不仅会拼写秦篆，还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司马迁虽然这么写，到了司马光这里就不大认同，于是在通鉴里，它就变成了：
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具有特定身份指向的“黔首”，变成了模糊笼统的“或”。
司马光说，确实是有个人刻了这些字，但不知道这人是干嘛的。可能是普通老百姓，可能是知识分子，也可能是逆向民主主义者、境外势力、秦奸……等等。
如此看来，司马光比司马迁似乎更加审慎。
但是在《秦始皇本纪》里，这段话下面，还有一截内容：
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有个人拿着块璧玉送给了秦始皇的使者，说：把这东西送给滈池君。顺便还说了一句：今年祖龙死。
祖龙是谁呢？
按照谶语“取类而言”的游戏规则：祖，始也；龙，人君也。
合到一起，就是“第一个皇帝”的意思，自然是指秦始皇了。
这具谶语的意思是，秦始皇要死了，秦国药丸。
请注意司马迁针对两条谶语在措辞上的微妙区别。
说秦始皇死了之后就会分裂的人，被清晰地指向“黔首”，单说今年秦始皇死的人，则是被笼统地称为“有人”。
很显然，两句谶语的制造者都是匿名人士。既然如此，为什么一个被清晰地指为“黔首”，另一个是“有人”呢。
他为什么没有像司马光那样，更审慎地用“或”呢？
这两句话的具体，还真不大一样。
死而地分，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秦始皇死了之后秦可能要亡，这是一；天下要分崩离析，走向分裂，这是二。
今年祖龙死的含义则是只有一层：今年始皇帝要死了，他死了之后秦就亡了。只暗示秦亡，没提分裂的事儿。
一个说要变天，不仅变天，还要分裂。
另一个只说要变天，但天下可能还会延续秦打下的格局。
这就是区别。
对于第二种，司马迁笼统地称为“有人”，而对于第一种观点，却被限定在了“黔首”这个圈子里。
也就是说，虽然大家普遍认同秦要灭亡，但只有部分黔首认为天下会因此走向分裂。
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说？
《史记》里有相当多篇幅，都在论述炎汉承接天命的合法性。《高祖本纪》里有不少属于政治神学的叙述，比如刘媪与龙交，暗示了刘邦血统上的合法性，高祖斩白蛇，象征了汉帝国对秦帝国权力的交接转移。
那么，如果炎汉承接天命是合理的，就要求有另一个前提同样成立：
天命曾经在秦。
汉的意义不止在于诛暴秦，更在于从秦那里继承了一个统一的帝国。惟其如此，才能当天命，也惟其如此，汉家河山才不容许分裂。
立足于这个现实往前回溯，那些妄图以分裂的方式结束暴秦并走向更大分裂的主张，就只能是无知黔首级别的陋见。
而知识分子，则被从“裂地分秦”的呼声里摘开了。
司马迁生逢大一统思想盛行的武帝朝，政治上的统一，令不同学说之间的共识基础趋于牢固。基于这种共识，从前那些在分裂天下的基础上探讨政治实现的学说，被定性为黔首讹传的陋见。
司马迁使用“黔首”这种修辞，意在宣布某些尝试分裂的学术思想的破产，并敦促之后的探讨，继续在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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