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著名诗人的诗歌岁月，一张中国新时期诗歌地图
改革开放四十年无法绕过的重要诗人、重要作品和重要事件，尽在这里——
顾城：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
海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于坚：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
欧阳江河：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
西川：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柏桦：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王家新：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韩东：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
张枣：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黄灿然：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
——《一个人的诗歌史》后记
刘春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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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用一本书，展示新时期以来百转千回的诗歌之河，记录一个时代精英的光荣与梦想。那是一本理想中的书，如果它能够完成，也将成为作者本身的光荣与梦想。2002年秋天，我向这条河流迈出了第一步。
起初，我把“网”撒得很宽，希望在一本书中介绍新时期以来涌现的六十个诗人，并且包括与诗歌有关的刊物、选本、事件、争论、流派等内容。随着阅读的深入，方向越来越明晰，“网”越收越拢——我决定重点写十五到二十个在我的阅读过程中印象深刻、又在文坛上得到公认的诗人，写他们的生活、作品、经历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切。
现在这本书所谈论的十个诗人，是我长时间“跟踪”的诗人的一部分。他们均出生于1954年至1964年之间，除了顾城成名较早而成为“朦胧诗人”代表，其余九人，一部分被命名为“第三代诗人”，另一部分被称为“后朦胧诗人”，由于在大部分诗歌研究者的文论中，两种“诗人”名单常有交叉，我习惯将他们统称为“第三代诗人”。
如果说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读者心目中的偶像，那么毫无疑问，西川、于坚、欧阳江河、海子、王家新、柏桦、李亚伟、韩东、张枣等“第三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明星，我们的成长和阅读和他们密切相关。我至今仍能回忆起当年读他们作品时的欢乐与激动，可以说，没有这些诗人的滋养和激励，我的文学道路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走到今天。无论从技艺还是思想层面，“第三代”都值得研究，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艰辛的求学道路，他们在几乎无书可读的年代，从“老三篇”、小人书、大字报，从糊墙壁的《人民日报》，甚至从烟盒、招牌、启事、赤脚医生手册、标语、小纸条进入文学，最终走进文学史和诗歌史，其中有多少心酸、多少欢乐、多少启示等着我们去分享、品味。为这一代人立传，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我要像爱伦堡写《人•岁月•生活》那样写一本书，向这些亦师亦友的前行者致敬，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他们的痛苦与光荣。
当然，即便我把他们当老师，也不意味着我会因此丢掉自己的立场。作为评论者，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忠实于内心的判断，才是对被评论者的最高的尊重，为利益所驱而发出违心言论的写作者不仅虚伪，而且可耻。在讨论一些诗人的创作时，我没有面面俱到。特别是长诗，我很少详细论及。此举源于我对自己能力局限性的认识，这些诗要么过于高深了，超出了我的理论能力，要么和我的观念不甚符合，与其勉强自己去阐释，不如识趣地藏拙。此外，我较少论及长诗还与我对本书的定位有关，我一开始就不想写一本纯粹的诗歌评论集。
另外，这本书里，不乏追问、质疑甚至批评的语句。我敢于对“老师”们表达不满，不是因为自己的意见准确到什么地步，更不是想标新立异，借名人来拔高自己，而是我相信，被我论及的诗人们，他们有容纳不同意见的胸怀。如果没有博大的胸怀，他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高度。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和诗人们的交往中，我无论从为人为文上，都获益良多。为了避免出现时间和事实上的硬伤，写完全书后，我把稿子分别发给这些诗人阅读（其中，写海子一文发给西川校订，写顾城一文开头部分得到了顾乡的指点，关于张枣的那篇由张枣的好友柏桦审阅），所有诗人都严格地校订了文中的时间和事实，有的诗人对文章中不够透彻的地方提出了建议，并寄来了新作供我参考，但他们很少对文章中的批评之语提出异议，这份宽容与大气令我感慨万分，这宽容是一种无声的鼓励与鞭策，令我不得不更为谨慎地对待自己笔下的一字一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也很庆幸自己写了这么一本书，如果没有这个桥梁，我不可能和这些优秀的灵魂有那么多交流与碰撞，更不可能受到那么多启发。至于文章中词不达意甚至有所冒犯的地方，自然应该由我个人负责。
《一个人的诗歌史》 刘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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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顾城是“第三代”之外的唯一选择。之所以选择了顾城，是因为我自小就关注顾城的创作，对他的材料掌握得比较多，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再为他的天才所折服；他的命运，也令人唏嘘——在所有诗人中，顾城是唯一让我在写完后两次流泪的诗人。
我曾经想写一本关于“朦胧诗”的书，特别是想为北岛写一篇专文，但心里没把握。于我而言，北岛的地位至今仍然无人可比。北岛的《今天》也影响和激励了大量的“第三代诗人”，这一点，在本书中可以找到多处证据。但北岛也是一个十分难以评价的诗人，无论他的身份、创作、信仰和生活状况等，都还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完全把握的。
而江河、舒婷、林莽、杨炼、多多、芒克等“朦胧诗人”，我同样了解不多，算起来，我和舒婷、林莽都见过三四次面，很佩服他们的人品，却没机会深聊；和多多在一次会议上见过，但整个会议期间他都忙于和其他诗人交流，除了见缝插针地合了几张影，很难再有其他聊天的机会；江河、杨炼和芒克，读过他们的不少作品，却从未接触过真人。相对于“第三代诗人”，总体而言，我对“朦胧诗人”比较陌生，更重要的是，在我疯狂地阅读现代诗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却集体“消失”了，如果我硬着头皮写一批自己不熟悉的诗人，那样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不负责任。
这样看来，写一本关于“朦胧诗”的书，只能是内心深处的梦想，至少在最近几年内不可能实现了。
本书论述的最后一位是黄灿然。在我的理解中，黄灿然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虽然他和本书中的一些诗人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表作品，属于“第三代”的一员，但他真正享有实质上的影响应该是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黄灿然无论诗艺还是诗歌批评、诗歌翻译都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成就，与本书中的其他诗人相比，虽然在人生的传奇性方面稍微平淡，但其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已足以与他们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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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人生经历和个人爱好的原因，我尝试过多种文体的写作。最初，我写古体诗，1987年左右，在一些台湾诗人（主要是余光中和席慕蓉）的影响下，开始写新诗，同时写一些小散文。参加工作的头一年，我写过小品剧本并参与表演。
到新闻单位工作后，又习惯了消息、特写和通讯。再后来，写文学评论也上瘾了。1998年到2001年间，我还写过几个短篇小说。2002年左右，我决定写长篇小说，但最终半途而废——我发现已经写好的六万字，至少有一半内容非常低级琐碎，读一遍感到好玩，读第二遍就感到有些恶心了。现在，这篇六万字的小说片段仍躺在笔记本电脑里，我想，只要我还未沦落到卖文为生的地步，这一辈子我是不会再碰它了。
因为上面的尝试，我历来有一个见不得人但又悄悄得意的想法，那就是，能够像我这样比较自觉地在各种文体中转换的——我说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具备几种文体的性质——在诗歌界并不多，它们令我的文章既有一定的文学性，又兼具新闻的现场性和传记的资料性。本书也是如此。由于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不仅仅是谈诗，还有诗人的成长故事、作品细读、诗坛状况介绍等，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或者文学评论集，但它又兼容了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而书中引用的那几十首诗，也足以构成一个优秀的诗歌选本。我戏称它为“四不像”。柏桦在阅读了我的部分文章后，来信说，其实你可以把“四不像”写成“四像”的。在他的鼓励下，我花了大量时间进行打磨，最终成为现在这副模样。其实，不管它是“四像”还是“四不像”，我很满意这种文体，它最大程度地表达了我的内心。
令我欣慰的是，对这本书最初的设想也没有浪费，关于刊物、选本、事件、争论、流派等方面的论述，构成了我的诗歌研究专著《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的主要内容，这本书获得了本省四年一度的最高文艺奖唯一的评论类获奖作品，也算是对我的努力的一个小小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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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十篇文章，有三篇发表于《读库》，六篇发表于《花城》，一篇发表于《汉诗》。由于上述刊物的影响，这些文章受到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当然，好评居多，但也有少数读者提出了一些意见。按理说，作品发表了，读者如何评价是他们的自由，作者没必要在意，但考虑到这是一个系列随笔集，而且大部分提意见者是非常真诚的，我觉得有必要认真对待，告诉读者我的一些想法，使他们更清楚我的创作立场和思考角度。
在各种意见中，比较集中的一点是：个别地方“稍显枝蔓”，甚至有“注水”嫌疑。我想，这可能是这些读者对我的创作思路比较陌生的缘故。其实，目前这种风格既与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过程有关，也与我的文学追求有关。这些文章写了很多年，初稿只有三五千字，随着掌握的材料的增加，篇幅也慢慢增大，一篇文章，从最初的三五千到七八千，到一两万，直到现在的三五万，不可能一气呵成，也不是三天五天能完成的，所收集的材料，也不是用一种方式就能够完全处理的。所以，有些时候，会给那些希望简单直接的读者一种“蔓延”的印象。实际上，如果从整本书的高度看，“蔓延”的部分，是与“诗歌史”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稍显枝蔓”的写法也是我有意为之，或者说是属于我希望达到的个人风格，因为我不希望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单纯地叙述某个具体诗人的经历，而是要求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以及思考贯穿其中。如同前文所言，我操作的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体，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这也是我的文章与一般作家的文章不大相同的地方。有的文章很利索，一条线走到底，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我的文章，则是走走停停，且随时会出现岔道，让你领略另一番风景后再回到正途来。只要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至于迷路，我就认为我的尝试无伤大雅。事实上，在众多读者的反馈中，的确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表示，相对于具体诗歌的阐释，他们更喜欢那些“旁逸斜出”的细节。看来，这样的写法好不好，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有朋友提醒说，某篇文章的某些细节你最好删掉，否则有人读了会不高兴。我没答应，我的文章从来就不是为了让谁高兴或不高兴而写的，只是想客观地表达自己多年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而已。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能否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否敢于表露自己的内心，是评判这个作家对文学、对世界是否真诚的一项标准。再说，我不相信会有人狭隘到在读一本书时因观点不同而对作者产生责怪之意。比如北岛，他是我心目中的中国诗人谱系中排名最前的一个，从本书中无处不在的北岛形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诗歌史》是一部向以北岛为代表的诗坛前驱者致敬的著作。但我不甚欣赏北岛的诗学专著《时间的玫瑰》，这一点早在十年前我就表达过，本书里也有相关段落，即使北岛看到这些文字，我相信他也不会在意。当然，如本书的确让某些人心里不舒服，只好请他们多多包涵了。
又有读者说，你对某首诗歌的解读我不同意，那首诗的含义不是你写的那样。这个其实不是问题，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人也有一千种理解诗歌艺术的方式。诗歌本来就不限于某一种理解，如果诗歌也像数学那样一加一等于二，它早就没必要存在了。比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多诗人对此诗的情感基调已经达成共识，即那是一首感伤的诗，诗中的“房子”指的是坟墓。但也有更多的人认为这首诗的基调是乐观向上的，房子就是房子本身。这些理解没有对错之分。一个心情愉快的人看到下雨，心情会更畅快，而一个本身就柔肠百结的人遭遇雨天，则可能会把这些雨水当作天空的眼泪。读者的天赋、经验、知识面、生活阅历以及阅读时的心情等各不相同，对同一首诗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有差异。我想，如果我的解读激发起你探究这首诗的兴趣，即使最终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反，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还有人在网上匿名发牢骚说，因为你对所写的诗人的评价是正面的，是“仰望”的，所以你的记述是“势利”的，是不可信的“流言蜚语”，“篡改了我的记忆”。而另一方面，这个批评者又自相矛盾地说，你所写的故事“陈旧老套”，“少有新意”，而我感兴趣的内容你却没有写到，比如你提到了“青春诗会”，那么某某、某某某为什么没能参加“青春诗会”，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入选，年龄最小的那位女诗人为何能当选，成为诗人对她来说是不是人生悲剧的开始……这是我读到的最为偏激也最不以为然的意见。这种蛮横自大的姿态和看似内行的疑问，令我有些纳闷。他凭什么认定我所写是虚构的“流言蜚语”？他对当代中国新诗史、特别是正规文学史之外的历史了解多少？他自己所了解的历史很宝贵，而别人挖掘出来的历史就毫无用处？正面评价所写的对象就是“势利”的？如果他具有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怎么连我对笔下的诗人是“仰望”还是平视都读不出来？
这些意气之争暂且搁下，我们可以转回来看看这位读者所列举的那几个关于首届“青春诗会”的内容是不是就珍贵异常，毫不“陈旧老套”，富有“新意”。于我而言，他希望了解的那些内容甚至更老套，更不新鲜。这些内容就集中在《南方都市报》对王燕生老师的一篇采访文章里，那篇题为“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的文章，早已在网络上与诗友间流传，后来收录进了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变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生态备忘录》中。我相信，类似的内容在王燕生老师的著作中也有所表达，这本著作就是这个质疑者在批评了拙作之后紧接着表示“更愿意推荐”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以及此后几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王燕生的回忆录《上帝的粮食》”。说到这里，我想读者基本上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此人是在现炒现卖！可以想象到他在读完拙作后，突然读到（或回想起）这篇文章或《上帝的粮食》中的某些片段，于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急不可待地向世界宣布他还知道“刘春的文章”没有写到的“秘闻”的得意表情。这倒没什么，令人反感的是他那种自以为掌握了一点材料就真理在握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他也是一个文化人，那么这种真正的“势利”态度对他的成长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我所写的只是普通的小文章，展现的是当代诗歌的一部分风景，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在内容上都肯定存在大大小小的局限。作为作者，我希望得到一些真正有故事的当事人的指教，也愿意倾听各种有见地的批评，而不希望遭遇上面所说的那种自以为是的炫耀，要知道读者在选择作品的同时，作品同样也在审视着它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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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诗歌史才是真正的诗歌史？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而且思考的结果可能与很多人不甚一致。有读者说，你将此书命名为“诗歌史”，但这书的结构跟我在学校里读到的诗歌史区别太大了，只写几个人，就能称为“诗歌史”吗？这书名有误导读者之嫌。我想，这位读者说这本书不像“诗歌史”，可能还因为我写的不是普通读者所习惯的那种“史”。的确，我写的只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诗人生活史和创作史，以及我自己的诗歌阅读史，在这个基础上，又会牵涉到很多“正史”可能会隆重提到也可能一笔带过甚至完全忽略的作品、故事。和教科书的客观机械地梳理和介绍不同，我希望我的文章比较生动，有血肉，以及有自己的立场。一句话，我写的不是教科书。我甚至想，如果大学的诗歌史教科书编者能够参考一下我这本书的风格，也许对诗歌感兴趣的学子会成倍增加。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书名中的“一个人”，既是我笔下的一个个诗人，也是我自己。既然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诗人”和“我自己的阅读史”，所涉及的人选及作品自然会与别的研究者不大一样。有人会觉得某某很优秀，而我则有可能觉得这个人很差劲；有人觉得某首作品非常重要、无法绕开，而我也有可能觉得即使不提到那首作品也不会影响读者对诗人的整体判断。总之，这是我所认可的历史，你如果读了有同感，我很高兴；如果你认为和你的观念差距太大，也很正常。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这里面掺杂了太多个人好恶，与自己的生活、阅读以及世界观密切相关，没有任何一部书籍能够得到所有读者的赞赏。假如那些抱怨我写得不够好的读者持着这种心态去阅读这本书，也许心里会平和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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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写史，最担心的是史实问题。本书的某篇文章发表后，刊物编辑向我反馈说，一个诗人读了我的文章，觉得有的地方提到的史实与他所了解的不同，是不是我弄错了？
这个诗人说中了我内心的忧虑。史实一直是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文章时重点思考的问题。如果一部号称“诗歌史”的著作，对历史事实不严谨，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这个问题，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复杂。
我历来对“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怀有同感，远的不说，这句话暗含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微言大义此处也不说，单谈谈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时产生的困惑。很多时候，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比如第一章里谈到的关于顾城在激流岛上杀鸡的事（这关系到顾城的品格和形象），芒克、顾乡、舒婷、英儿的描述就大相径庭；关于海子在“幸存者诗歌俱乐部”遭到“前辈诗人”批评这段公案，无论是那位“前辈诗人”所说的话还是事情的发生地点，唐晓渡、芒克、王家新等人的叙述也有很大区别。又如张枣出国后是在西德什么大学读书或工作的问题，我看到过三种版本；张枣是何时发现自己患病的，也有几种说法；《夏歌》的真正作者是谁？相关人士也各执一词。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很多消息的来源不可靠。有的是叙述者道听途说而以讹传讹，有的是诗人记忆模糊而出错（比如于坚就一度记错《尚义街六号》的写作时间），有的是看似错了其实没错（比如海子的父亲名叫“查正全”，但有时候他自己也写为“查振全”），甚至有的可能是相关人士为了维护诗人的形象而故意弄得云山雾罩……在“诗歌史”系列文章中，读者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我处理历史事件的方式——对同一事情，时常列举出多种说法，如果这些说法经过考证与核实，就在文中提供结论，如果我自己没把握的，就不下定论，只将各种状况罗列出来，供读者自己甄别、判断。
同一件事情出现各不相同的说法，也不算什么坏事，正是差异的出现，才吸引人们去寻找事实的真相。而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又会遭遇更多的趣事，从增加文章的丰富性来说，这份劳动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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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书十篇文章全部编定之后，我有几点十分强烈的感想。
第一，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来说，北岛与《今天》影响之大，无人能及。甚至对于“今天派”或“朦胧诗”的同时代诗人，北岛的地位也堪称至高无上。不管你是敬仰、崇拜还是批评与质疑，北岛都是一个人物、一个象征，难以避开。
第二，新时期三十年，好诗很多，大诗人呼之欲出。本书重点书写的十个诗人，每人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仅就本书详细解读的篇目来说，就有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在漫长的旅途中》，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最后的幻象》《傍晚穿过广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海子的《亚洲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张枣的《镜中》，顾城的《一代人》《墓床》，黄灿然的《亲密的时刻》，柏桦的《往事》《现实》《在清朝》……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当代诗歌经典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难以想象，缺少了它们，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图景将会是何等的苍白。
第三，新时期以来，对青年诗人的评价与宣扬，很大程度上是由诗人自身完成的。“诗人评论家”的出现是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西川、柏桦、钟鸣、黄灿然、臧棣等诗人，其诗学随笔和评论所达到的深度和受到的关注度并不亚于专业批评家。一些评论家其实本身就是诗人，比如唐晓渡、陈超、张清华、程光炜、沈奇、杨远宏等。两者加起来，足以占据新时期诗歌评论界的半壁江山。
第四，对中国新时期诗歌取得的成就还有待进一步宣传。举一个例子——本书的部分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对文中所写的诗人故事津津乐道，有的读者读了部分文章，还按图索骥，找来了诗人的诗集详细研读。作为作者，我在欣慰之余，又感到悲哀。其实，我所写的这些诗人，在中国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都已经获得稳固的地位，按理说，读者对他们的作品应该耳熟能详才对。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普通读者的反应来看，除了通过震动人心的社会事件引起人们关注并最终走进神坛的海子和顾城，其他人要获得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仍有一段路要走。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不管是“朦胧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写作之初，都是从旧体诗开始的，由此可见传统诗词的巨大影响力。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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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书的十篇文章，2010年曾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形式出版过。现在这本书，在原版的基础上，我对关于顾城和海子的文章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充实，增加了不少关键性的内容，对另外一些篇目，也进行了必要的修订；同时，改变了全书的形式，给所有章节都拟了标题，如此，整本书十篇长文又成了一百余篇独立成章的小随笔，既便于读者阅读，更有利于研究者抓住重点。缘于这些重要修改，我将此书定位为“全本修订版”。
本书所写的十个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以及书中涉及的各种文坛现象和诗歌事件，贯穿了我自1990年以来近三十年的跟踪性阅读和思考。毫无疑问，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著作，在中国新诗百年寿辰之际，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着实令我欣慰。如果不出意外，它应该是我的诗歌史研究的“封山之作”，今后我会把主要精力转向诗歌写作之中——我对做一个“诗人”的渴望要远远大于“评论家”。
选自《一个人的诗歌史》，刘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新时期诗歌地图
一部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人·岁月·生活》
《一个人的诗歌史》通过对顾城、海子、于坚、王家新、欧阳江河、柏桦、西川、韩东、张枣、黄灿然等10位诗人生活与创作历程的描述和对大量新诗名篇的解读，展开了一幅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新诗潮的壮观图景。书中涉及大量文学界著名人士和重要文坛事件，揭秘了一批当代诗坛纷纭议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堪称一部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人·岁月·生活》。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新时期诗歌状况的绝佳读本。
作者刘春，1974年10月生于广西荔浦。著有诗集《忧伤的月亮》《幸福像花儿开放》《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刘春卷》，文化随笔集《文坛边》《让时间说话》《或明或暗的关系》，评论专著《朦胧诗以后》《一个人的诗歌史》等。主编有《70后诗歌档案》《我最喜欢的诗歌》《落在纸上的雪》等选本。在《花城》《星星》《名作欣赏》等开过诗歌批评与研究专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代表大会代表。现居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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