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学作品中有豪放的意气，有婉约的爱情，有他兼济天下的抱负，也有他仕途失意的无奈愤懑。他是一个情感极为复杂的人。
苏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风，严重一点来看，似乎患有轻度的精神分裂。当然，这事我们无法早已无法考证，但他所处的环境以及周遭人物对他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对这些影响由大到小来排个顺序，其妻子自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苏轼的三个妻子，看看站在古代成功男人身后的女人。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与人们平时的认知有些出入，总体上来说，大多数人是尊重“一夫一妻”的，所谓“三妻四妾”，就算对权贵而言，也算是“高配”了。我们知道苏氏一门，唐宋八大家占了三位，父子三人也都当过官，此处不论其高位高低，但总体上而言，苏家也算是贵族了。如果把中国古代权力阶层看作一个金字塔，苏轼在其中怎么说也算是接近中央，但他是尊重一夫一妻制度的——他有三位妻子。
三位妻子，是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严格地说，是两位正妻及一位侍妾。这三个女人，虽然都没能与苏轼白头偕老，对他一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
苏轼的原配，是出身书香门第的王弗，琴棋书画自不待言。王弗是眉卅清神人，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与苏轼成婚，时年十六岁，至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在京师逝世，年仅二十七岁。王弗性情温和，敏而好学，博闻强记，与苏轼郎情妾意，羡煞旁人。苏轼与王弗成婚时，年不及弱冠，身上还是带着少年的习气，他自由性灵，却不谙世事，正是年少轻狂的年纪，正合着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的“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的“顽童”。此时的苏轼，也正如林语堂形容的那样，“聪明有余而内敛不足”，有时豁达大度，有时却固执难言，为人处世还有缺处，尚无法在混沌的官场中圆滑应对，此时的他，需要一个贤内助来帮扶。他需要一个冷静、体贴的人来帮他压抑喷薄而出的锐气，也需要有人陪他走出失意时低落的心绪，他很幸运，因为王弗就是这样的女子。
王弗作为苏轼的妻子，不仅管好家庭、养育儿子，还在丈夫的事业上给予帮助，她可以说是苏轼最为信任和依赖的人，她是值得苏轼相濡以沫的人。王弗博闻强记，在苏轼身旁听其朗诵诗书时，遇到苏轼忘记了的，还能给他以提示；王弗亦有识人之明，在年少轻狂的苏轼还未警醒之时，便劝说他不要与那个投其所好的客人过多往来；她还很有远见，常规劝丈夫约束行为举止，要求他处事时尽量谨慎，避免了一些祸患。王弗对苏轼助益良多，在她患病离世之后，苏轼对她的思念极为深切沉痛，苏轼在《江城子》中深切表达了这种刻骨铭心的情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此时离王弗过世已经十年之久，苏轼也已经取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按常理来说，应已经对亡去之人感情寡淡，这《江城子》难免是无病呻吟之辞，而作为一个不世出的大文豪，自然有能让文章看起来情深意切的功力。其实不然，我们来看看苏轼作《江城子》一词纪念亡妻的背景，便可知这是词人剖露内心所触发的情感。王弗去世的十年里，苏轼在仕途上几起几落，宋神宗崩逝后，哲宗继位，年仅十二岁。苏轼受宣仁皇太后的常识，回京任龙图阁学士，并为哲宗侍读，为小皇帝所重，可谓前途一片光明。若是无病呻吟之流，值此春风得意之际，怎会忆起飘逝十年之久的亡妻？那个时代没有相机、照片一说，苏轼在词中明言，“纵使相逢应不识”，他或许已经记不起妻子的面容，却仍为夜梦所激，兴起“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痛感和“明月夜，短松冈”的凄凉、无奈，这样深刻、无奈的情感，尽数凝结在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惊悸之上。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完全的男权社会，女性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其实就算现代社会，也还有这样的封建遗毒，如女性出嫁后将夫家的姓冠在自己的名字之前组成四字名。现代如此，古代的女子更只能算是附属物，刘备所谓“兄弟如手中，女人如衣服”虽然残忍直接，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在《江城子》一词上，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作为一个丈夫对妻子人格的尊重，以妻子王弗为知音，这在当时的社会上绝对是一种超前的境界，王弗对他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实苏轼对王弗的情感，与其说是夫妻之情，不如说是知音之情，或者说是亲情，虽然深厚、浓烈，但与爱情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轼的继室，王闰之。
王闰之是王弗的表妹，她的出身史载不详，有人说她是进士的女儿，有人说她是村姑目不识丁，有人说她本家族显赫，但因为某些事情流落民间，大体上来说，苏轼取她的时候，她是没有显赫地位的。她嫁与苏轼时，正值花样年华，二十一岁的年纪，但于古人而言，却是“老妻”了。宋代女子，十四岁就可以嫁人，这个年纪才出阁，是很少见的。苏轼取她时，高中进士，官从六品，大文豪欧阳修曾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苏轼评价极高。苏轼风头正盛时，却娶了王闰之，让人大跌眼镜，最关键的是，王闰之才貌并不出众。
这已经是个“千古奇案”，就算有什么隐情，我们隔了一千年，肯定是挖不出来了，但这王闰之的确是个贤妻。王闰之虽与王弗是亲戚，却算不得大家闺秀，不过，王闰之虽缺少风情，却的确是让男人踏实温暖的港湾。她与苏轼走过了二十六个年头，几乎走完了苏轼一生的起落，是个顾家型的女子。苏轼在他号称“东坡”的黄州地界，养了一头牛，这头牛管着他苏家的五十亩稻田。一次牛突然病了，苏东坡急得跳脚却束手无策，王闰之跑过来一句“此牛发豆斑，疗法当以青蒿作粥啖之”，药到病除，不仅如此，王闰之还会给牛接生，苏轼曾对章惇说：“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说的就是此事，典型的“实干家”呀！除此之外，王闰之对于王弗之子视若己出，也使得苏轼对她好感倍增。
苏轼自己不会医牛，却对妻子的本事推崇备至，曾写诗句“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来炫耀，不过，就算如此，苏轼的“臭脾气”还是引来了“河东狮吼”。“乌台诗案”一事，苏轼虽然贵为太守，却什么都守不住，连带家人都被赶得鸡飞狗跳，王闰之一怒之下将苏轼在湖州任上的诗文付之一炬——或许这也是后来人们说她是目不识丁的村姑的“依据”吧。
王闰之虽然是“贤妻良母”的典型，但只能算是顾家，虽有文学细胞，但难以与苏轼产生共鸣，更多的类似于保姆的性质，苏轼对她的陪伴，应是感激多于爱情的。
苏轼的第三个女人，是没有妻子名分的，“ 不合时宜, 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 每逢暮雨倍思卿。”据《东坡续集》记载，“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王朝云成为苏轼侍女时，年仅十一岁，至三十四岁逝世时，苏东坡已经六十一岁，正是唐寅所言“一树梨花压海棠”，但这跨越年龄界限的情感，或为苏轼确实的爱情。
苏东坡作为一代名士，又入仕为官，有侍姬不足为怪，在其落难再无翻身之地时，家眷、侍姬离散在所难免，而王朝云生死不弃自然会让他大受感动，“不似杨枝别乐天, 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 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 舞衫歌扇旧姻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 不作巫山云雨仙。”
王朝云从小便跟着苏轼，耳濡目染，文学素养足与苏轼产生共鸣，苏轼对王闰之“孰迎我门, 孰馈我田, 已矣奈何, 泪尽目干”的纪念，恐怕难以达到《雨中花慢》的浓烈的伤情——苏轼写下十数篇作品来纪念这位志同道合、至情至爱的知己，便也可以预见了。
从王费与王闰之对苏轼的助益来看，二人一主外事，一主庭内，有几分封建时代“包办婚姻”的影子，那浓烈的“十年生死”、“泪尽目干”，是长时间相处所积累起来的亲情。而王朝云虽然拥有苏轼最“纯正”的爱情，却仍为封建所困，她至死，也没能成为苏轼的第三位“妻子”。